尚未画完的画
长篇小说
第一章
下午四点将至,丽玛·纳贾尔把画笔搁在一旁,向后退了两步,凝视着摊在斜面画台上的那幅画。
这是一幅十七世纪的佛兰德斯画作,三周前送到博物馆的修复室,画面覆着一层发黄的清漆,把中央那张脸的细节遮得严严实实——一个女人坐在窗边,双手交叠在膝上,目光投向画框之外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仿佛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人。
“左下角还有一块顽固的污渍,”克拉拉说。她是修复室的同事,端着两杯咖啡走近。”你从早上起就没停过手。”
丽玛笑了笑,接过一杯咖啡。
“那张脸终于开始显出来了。你注意到了吗?底下那层原来藏着一种完全不同的表情。这个女人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在微笑,她……是不安的。”
“也许她在等一封永远没有寄到的信。”克拉拉呷了口咖啡说,”这些老画总是这样:一个故事被埋在清漆之下,而我们就用修士般的耐心,花掉半生去把它刮出来。”
丽玛轻声笑了。她的工作里,最让她着迷的正是这一刻——真相在层层堆积的时间与疏忽之下浮现出来的那一刻。
三十四年,不算长的一生里,有十五年是在这间安静的屋子里度过的,窗外是维也纳市中心一条铺着石板的街道。她把一张张被遗忘的脸,一点一点还给它们本来的模样。
她出生在大马士革,但从那座城市带走的,只是几片零落的碎屑:一座她已记不清模样的院子里飘着茉莉花的气味,一个女人在狭窄厨房里哼唱的声音,一只温暖的大手牵着她的小手穿过一条拥挤的街道。这些记忆像是被撕碎的照片,边缘永远缺失,无论她怎样努力,都无法把它们拼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四岁那年,全家移民,原因她从未真正弄懂过——每次问起,父亲总是格外谨慎,母亲则每逢有人无意中提到大马士革,便默默流泪,随即匆匆转开话题。一家人在维也纳安顿下来,父亲从一桩小生意起步,渐渐建立起安稳的生活。
后来,在丽玛十六岁那年,父母一同死于一场山路车祸——那天她正随学校去了一趟短途旅行,没有同行。多年来,她始终把这件事看作一种毫无道理、她并不配得的幸存。
从那个不祥的夜晚起,叔叔卡迈勒担起了抚养她的责任,尽管他大半时间都往返于迪拜与贝鲁特之间——一个成功而永远忙碌的商人,满足于定期的简短通话,和慷慨到足以覆盖她全部大学学费的汇款。可那些钱从未填补过她所失去的、真正的家的空缺。他待她始终和气、有礼、慷慨,却也始终隔着一段难以言说的距离,仿佛两人之间立着一堵透明的玻璃墙——看得见,却无论怎样都穿不过去。
“今晚的私人预展你来吗?”克拉拉打断了她的思绪,”拍卖行新开了一个展厅,有两件东西你可能会感兴趣——一批刚从伊斯坦布尔运来的叙利亚私人收藏。”
“也许吧,”丽玛头也不抬地说,眼睛仍停在画上。”这部分我刚做完,想在离开前先把这层定住。”
她又静静工作了一个小时,用蘸了溶剂的棉球轻轻拂过画布表面,一处处新的细节显露出来:左眼下一道浅浅的阴影,袖口绣着的一朵小花,一缕从画中未曾出现的窗户斜射进来的光,落在她的额际。正是这样的时刻让她彻底忘记时间——当一幅画从一片黯淡呆滞的表面,变成一扇通往整段人生的窗:那是某个人曾经活过、爱过、等待过的一生,或许至死都在等一样始终没有到来的东西。
部门主管施泰纳教授路过,他六十多岁,习惯在每天结束时巡视修复室。
“照旧是好活儿,丽玛,”他一面端详着画说,”对了,你听说拍卖行这星期到的那批叙利亚藏品了吗?好像是大马士革一个老家族的遗产,最后一位继承人在伊斯坦布尔去世后被清理出来的。凭你的背景,或许该去看一眼。”
“克拉拉提过一点,”丽玛说。那一刻,她感到一丝转瞬即逝的好奇,却未曾料到,几个小时后,这份好奇会成为一幕远比她想象宏大得多的场景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
“去看看吧,”施泰纳转身要走时说,”这些零散的收藏有时候藏着谁也想不到的意外。”
丽玛礼貌地笑了笑,没有接话。她那时并不知道,主管这句随口说出的话,竟会是一句精准得可怕的预言。
离开博物馆时已过七点,街道被维也纳这个季节特有的、她所钟爱的、淡淡的橙色暮光洗过。她照常步行回第九区的公寓,穿过运河上那座小小的石桥,途中在卖新鲜黑麦面包的面包店停了停,又在那位认识她多年的老花商摊前驻足。
“今天要一朵白玫瑰吗,丽玛小姐?”老人一如既往地微笑着问。
“不用了,谢谢您,费斯先生,今天不要,”她也微笑着回答,”我总觉得,这一周不需要花。”
她当时并不知道,迈着平静的脚步走向家门的自己,这句随口而出的话,错得多么彻底。
到了楼下,她看见看门人贝格尔先生——一位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年的老人——正等着她,脸上是一种她从未在他那张一向沉静的脸上见过的神情,困惑与好奇交织在一起。
“纳贾尔小姐,今天有您的一个包裹。说实话,我从没见过这样的。”
“包裹?我没订过什么东西,最近也不记得把地址告诉过谁。”
“反正不是普通邮差送来的,”贝格尔一面说,一面从柜台后取出一只长方形的木盒,外面裹着粗麻布,系着结实的黄麻绳。”一个长相古怪的男人,个子很高,天气这么暖还穿着深色大衣,话不多,只让我等您回来亲手交给您,说完就走了,我都没来得及问他的名字。盒子上没有寄件地址,没有邮票,连您的名字都不是像平常那样印出来的,而是手写的,字迹相当讲究。”
丽玛小心地接过盒子。
比她想象的要沉,木头很旧,散发着灰尘与岁月的气味,让她想起博物馆的库房。她低头看向封面上用深黑墨水写着的名字:
“丽玛·纳贾尔”
一手工整、精致的阿拉伯文字,更像是画家的笔迹,而非常人所写。下面还有一行稍小的字:
“须由本人独自开启。”
一阵轻微的寒意掠过她的手臂,尽管门厅并不冷。除了她所剩无几的亲人,没有人以这样正式的方式知道她完整的阿拉伯文姓名。
“谢谢您,贝格尔先生,”她说,努力显得比实际感受更镇定,”想必是哪位亲戚迟到的礼物。”
“也许吧,”老人说,眼神里却并不完全信服。”照顾好自己,纳贾尔小姐。那个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怪,我说不清到底怎么怪。”
她走上四楼的公寓,把盒子放在餐桌上,连大衣都没脱,就在它面前坐了许久,凝视着它,仿佛它是随时会自己动起来的活物。终于,她给自己倒了一小杯白葡萄酒,慢慢解开绳结,掀开木盖。
盒子里,裹着一层层洁白柔软的绢纸,是一幅不大的画,尺寸不过五十乘四十厘米。她用微微颤抖的手指,一层层揭开绢纸,驱使着她的,与其说是私人的情感,不如说是职业性的好奇。
然后,她看见了那张脸。
她的心脏停跳了完整的一瞬,房间里的空气仿佛骤然凝固。
那是一幅油画肖像,画中女子微侧着身子坐着,穿一件深蓝色连衣裙,领口简单的白色,深色头发松松地挽在脑后,带着一种优雅的随意。
可那张脸……
那张脸,分毫不差,正是她自己的脸。
不是转瞬即逝的相似,也不是可以用共同基因解释的家族相貌——每一处细节都完全吻合:左眉习惯性地微微扬起,比右眉高出一点,带着那种她熟悉的、无声发问的神情;嘴角右下方那颗小痣,分毫不差地落在它真正的位置上;甚至连她陷入沉思时习惯性地把头微微偏向左侧的样子——那个克拉拉早就注意到、常常提起的小动作——也一模一样。
丽玛缓缓坐到椅子上,双膝几乎撑不住她的重量,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画,仿佛在等那张画中的脸突然动起来,说出一句能解释这一切莫名其妙的话。
“这不可能,”她用阿拉伯语对自己低语——她在维也纳独处时,极少使用这门语言。”一定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
她闭上眼睛,一幅多年未曾造访的画面骤然浮上心头:一座铺着白石的小院子,一株茉莉沿着淡蓝色的墙攀爬而上,两个女人坐在一张木凳上,一个牵着她小小的手,另一个坐得稍靠后一些,隐在阴影里,无论她如何在记忆中努力拉近画面,都看不清那张脸。为什么这幅画面偏偏在此刻回来了?
她重新睁开眼睛,面对着眼前那张沉默的画中脸,感到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某种她直到今夜才知道其存在的东西——正在缓缓苏醒。
她取出随身放在工作包里的专业放大镜,开始以行家的眼光审视这幅画。颜料层无疑是古老的,布满细密而均匀的裂纹,业内称之为”龟裂纹”,与三十到四十年的年份相符。画布是一种厚重的亚麻布,正是那个年代中东某些特定画坊常用的材质。
她俯身细看下巴处阴影的处理方式,焦褐与浅红之间那道精微的过渡,这种技法她十分熟悉——出自八十年代在贝鲁特与大马士革兴盛一时的某个画派。这绝不是出自业余之手,而是一位老练画家的笔触,带着一种鲜明得几乎可以在千幅画作中一眼认出的印记。
她极为小心地把画翻转过来,查看背面。在粗糙的背衬布上,用一支已经褪色的铅笔写着一个清晰的日期,虽历经岁月仍依稀可辨:
“一九八七年秋”,下面是两个交缠在一起、颇具艺术签名风格的阿拉伯字母:
“阿·哈”
丽玛久久凝视着那个日期。她出生于一九九二年春天。而按照她这双训练有素的眼睛所见到的一切物证,这幅画竟是在她出生整整五年之前画成的——脸上的容貌,与她如今的面容分毫不差。
她立刻打电话给克拉拉,手指微微发抖。
“克拉拉,我需要你看一件非常奇怪的东西。现在,如果可以的话。”
不到二十分钟,克拉拉已经站在丽玛的公寓里,盯着那幅画,足足沉默了一分多钟,脸上的表情渐渐从好奇转为毫不掩饰的震惊。
“丽玛,”她终于低声说,语气紧绷,”这……是某种玩笑吗?”
“不是。我谁都没找过,我向你发誓。”
“可这就是你的脸,丽玛。分毫不差。连那颗痣都在一模一样的位置上。”
“还有这个背后写的日期……一九八七年。比我出生早整整五年。我核对了三遍。”
两个朋友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从各个角度反复检视这幅画,拿它和丽玛的旧照片比对,试图找出任何合乎逻辑的解释。最后,克拉拉提议丽玛把这幅画带去博物馆的织物与颜料分析实验室,以科学的精确度确定它真正的年代。
“我明天一早就去,”丽玛说,”但求你了,先别告诉博物馆里任何人。”
“当然不会。可是丽玛……这真的不让你害怕吗?有人知道你完整的阿拉伯文姓名,知道你脸上最细微的每一处,而你那时都还没有出生,然后又通过一个神秘的男人悄悄把这幅画送给你?”
丽玛对自己承认,自从掀开那第一层绢纸、看见那张既是她、又在某种她无法理解的矛盾中并非她的陌生女子的脸起,恐惧便已开始悄悄潜入她的胸口。
临走前,克拉拉说:
“我们理性地想一想。第一种可能:这也许是一幅近期高超伪造的画,专门做旧,用了你真实的照片。”
“我想过。可是颜料上的裂纹完全自然,不是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种造假手法能仿出来的。”
“那第二种,也许真的存在另一个女人,来自更早的一代,与你相像到这样惊人的地步。”
“可是那颗痣,克拉拉。还有那道眉毛。还有偏头的样子。这些不是泛泛相似的巧合。”
克拉拉沉默片刻,而后语气更加郑重:
“那就只剩第三种可能了——我想这也正是你从一开始就在心里盘算的:你家族里有人,或许整整一代人,向你隐瞒了什么根本性的事情。一个从未讲给你听的故事。而这幅画,还有寄画来的人,正试图打破那道古老的家族沉默。”
丽玛久久望着朋友,又望向那幅画,终于极其缓慢地点了点头,仿佛终于——哪怕只是在内心深处默默地——认同了她两个小时以来一直不敢正视的那个可能性。
克拉拉临近午夜离开后,丽玛独自留在公寓里,坐在画前直到很晚很晚。她试着看书,试着看点什么轻松的电视节目,试着做点简单的家务事让自己分心,可她的目光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去,仿佛被一种自有意志的力量牵引着,落在客厅一角画架上悬着的那张脸上。
在想到要打电话给叔叔之前,她坐到笔记本电脑前,搜索”阿·哈”配上”画家””大马士革””1987″,出来的却是一堆毫无意义的零散结果。她感到一阵渐渐升起的挫败——她本习惯于为每一件艺术品的真伪找到精确的答案,如今却发现自己在一个关乎她自己面容的谜题前彻底无能为力。
她犹豫着要不要不顾时差给叔叔卡迈勒打电话。他们之间的关系向来客气,却也向来疏远。这些年里,每当她问起大马士革童年的细节,他总是给出笼统而简短的答复,随即转开话题。
大约凌晨一点,她的电话突然响了。一个陌生号码,没有清晰的国家代码。
她终于接了起来。
“喂?”
对面沉默了一下,然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平静,那种平静里透着比字面更多的意味,说着一口流利标准的阿拉伯语,带着一种难以分辨来源的口音:
“纳贾尔小姐。晚上好。我希望你不要对还不认识的人,匆忙地问太多问题,太快地问。这世上并非每一种相似都值得立刻被揭开,也并非每一个古老的秘密都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打开。”
“你是谁?是谁把这幅画寄给我的?”
“我不是你此刻心里想象的敌人,但我也还不是你需要的朋友,至少现在还不是。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一切。但在那之前,把这幅画放在安全的地方,不要给任何人看。还有,求你了,现在先别为这件事联系你叔叔卡迈勒。”
一听到叔叔的名字,丽玛的心脏几乎真的停了一下。
“你怎么会认识我叔叔?”
“我希望你活着,希望你保持原样,在你还没准备好之前,你生活中的一切都不要改变。有人希望这幅画,以及它所承载的真相,永远被埋葬。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那你到底是谁?”
“因为有些真相,一旦被过早地、毫无铺垫地说出来,造成的破坏会远远大过它的价值。这一件事上,请你相信我:等到真正该来的时候,我不会让你一个人走这条路。”
“如果我拒绝等待呢?”
短暂的沉默。
“那我就不得不比原计划更快地行动,而这可能会让我们两个都陷入一种我们都还没准备好面对的危险。求你了,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
可电话已经断了,留她一人置身于公寓沉重的寂静之中,那一刻,唯一清晰可闻的,只有她自己的心跳声。
她在半明半暗的客厅中央站了很久,目光不停地在已经暗下的手机屏幕,和那张从房间一角平静凝望着她的画像之间来回游移,那平静仿佛毫不动摇——仿佛它从被画下的那一刻起,从她出生前整整五年起,便早已知道这一夜终将到来。
她还不知道,这通神秘的电话,不过是一张复杂网络中最初的一根丝线,接下来的几周,这张网将把她带往她几乎已不复记忆的大马士革,带往一个被小心翼翼掩埋了三十多年的家族秘密,带往一个她尚未谋面、却已在远处注视她多年的男人。
她终于走到沙发边坐下,像一个害怕的孩子那样用双臂抱住膝盖,在半暗的房间里久久凝望着那幅画,努力说服自己:这不过是一场天大的误会,清晨的阳光一到,一切自会真相大白。
然而她心底极深的一处——一处她直到那一夜才知道存在的地方——正在低语着截然不同的事:她这三十四年辛苦经营、早已熟悉且赖以为生的人生,即将发生根本性的、彻底无法挽回的改变。
第二天清晨,丽玛从一夜辗转难眠中醒来,发现手机上有一条短信,来自同一个陌生号码,恰好在凌晨四点整发出。信息只有短短一句,却足以让她浑身血液凝住:
“你不是唯一一个。”
这句话下方,附着一张刻意压低画质的小图片:那幅画的另一角度照片,显示出画作原本的一部分被小心地折叠、藏在木框背后,刻意避开了直视的目光——上面隐约可见另一张脸的轮廓,一个女人站在画面前景那位坐着的女人身后,面容尚未完成,仿佛画家在画到最后几笔时突然停了下来,或许是被什么打断了。
那张脸,竟也与丽玛的脸相似得令人不安——极其相似,却又不完全一样,若仔细分辨那些细微的差别,她训练有素的眼睛渐渐能捕捉得到。
她在小厨房里站了许久,清晨煮的咖啡渐渐凉透,她始终没有碰它。她试着给那个陌生号码回信:
“你是谁?画里的第二个女人是谁?”
可她在发送前又把这句话删掉了。她感到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是一步无法收回的错棋,置身于一场她还完全不懂规则的游戏之中。
她想起昨夜那通电话,想起那个陌生男人特别叮嘱她不要联系叔叔卡迈勒,想起一个令人痛苦的悖论——就在几小时前,她其实正打算这么做。他怎么会知道她会想到要联系他?
她看了看表,该出门去博物馆了,按照答应克拉拉的那样,把画悄悄带去分析实验室。可她忽然觉得,那还不够,她所寻找的答案,不会藏在一份关于画布与颜料年代的科学报告里,而在一个更遥远得多的地方——一个她已整整三十年未曾踏足的地方。
她把凉掉的咖啡放到一边时,忽然想起前一天施泰纳教授说过的话:一批叙利亚藏品运抵拍卖行,来自大马士革一个老家族的遗产,在其最后一位继承人于伊斯坦布尔去世后被清理出来。
一阵冰冷的寒意流遍她的全身。这真的只是巧合吗?还是说,有一条隐秘的线索,把那批神秘的藏品,与昨夜送到她手上的这幅画连接了起来?就在那一刻,她决定,今天早上第一站不去分析实验室——尽管她答应过克拉拉——而是先去拍卖行。
出门前,她站在公寓门口那面大镜子前,久久凝视着镜中自己的脸,仿佛在无意识中,把它和挂在身后房间里那张画中的脸做着比对。那分明还是她自己,毫无疑问,可她忽然觉得,那面镜子深处,似乎还有另一张脸在凝视着她——一张她从未见过、却又莫名熟悉的脸。
她关上身后的门,比平时更快地走下楼梯,包里小心地重新裹好那幅画,胸中盘旋着一个巨大的疑问,渐渐吞没了一整夜困扰她的所有细小疑问:
如果她并不像三十四年来以为的那样,只是一个生于大马士革、幼年移居维也纳的普通女人,那么她究竟是谁?
许多年来第一次,丽玛发觉自己认真地、这一次也是清醒地,考虑起前往大马士革这件事。
拍卖行坐落在维也纳市中心环城大道附近一栋典雅的石造建筑里,临街的高窗上垂着深色丝绒帘幕。丽玛在那扇华丽的玻璃门前站了整整一分钟才推门进去,努力回想自己一路上准备好的说辞:她只是以职业身份而来,一位出于工作习惯而好奇的修复专家,而不是一个追踪自己面容之影长达三十年的女人。
接待她的是一位四十岁上下、打扮得体的女人,自我介绍名叫”维罗妮卡·霍夫尔”,拍卖行东方部门负责人。
“纳贾尔小姐!真是意外的惊喜。施泰纳教授说您可能会来。请进,那批藏品正在后厅供私人预览。”
丽玛跟着她穿过一条挂满不同年代画作的长廊,感到自己的心跳快得远超一次寻常的例行公事拜访。走进展厅时,她在门槛边停了一下。
那些藏品陈列在铺着黑布的桌上:一只雕花铜盘、几本小型手抄本、一条古老的银项链,而最靠里的一张桌子上,立着三幅画,靠在一个木架上。
她放慢脚步,刻意走得更慢一些,努力不让紧绷着的胸口流露出丝毫紧张。
第一幅是一处果园的风景画,没有清晰的签名。第二幅画着一位戴土耳其毡帽的老人,看着像二十世纪初的作品。
而第三幅,让她整个人僵在原地。
那是一张不大的合影,原本是黑白照片,后来按那个年代的习惯,手工涂上了淡淡的水彩色。照片中是一整个家族,站在一座典型的大马士革老宅前,那扇雕花木门,与她在关于旧大马士革的书里见过的门极为相似。
前排坐着两个女人,几乎相像到近乎一模一样,穿着几乎相同的裙子,只有领口的细节略有不同,两人的手都搭在对方的肩上。
照片本身并不能证明任何具体的事,但那两张脸的轮廓,那种坐姿,那种像双胞胎般诡异的相似,让丽玛伸手去拿相框时,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她问道,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只是随口一提,而非紧绷难耐。
维罗妮卡走上前,看了看贴在相框背面的小小说明卡。
“很遗憾,随这批藏品送来的说明非常简略,大部分原始文件都已遗失,或未曾妥善保存。不过这里写着:’大马士革纳贾尔家族,约1965年。'”
丽玛感到脚下的地面微微倾斜。
“纳贾尔?这……这是我的姓氏。”
维罗妮卡真心讶异地扬起眉毛。
“真的吗?多巧的事!不过’纳贾尔’在中东是相当常见的姓氏,不是吗?也许并无真正的关联。”
丽玛没有回答。
她的目光牢牢锁在照片中那两个相似的女人身上,试图从她们模糊的面容里读出某种类似答案的东西。就在那两个女人身后,站着一个自信满满的中年男子,一只手搭在其中一人——坐在右边的那位女人——的肩上,那个姿态里带着的,与其说是父辈的温情,不如说是一种占有的意味。
“我能看看和这件藏品一起送来的其他文件吗?”她终于开口问道。”以修复专家的身份,或许我能帮忙把这批藏品的文献记录整理得更完善一些。”
维罗妮卡犹豫了一下,说:
“完整的档案保存在资料室,不过我可以给您看一份副本。来吧。”
她把丽玛带进展厅后面一间小办公室,在电脑屏幕上打开一份电子文件。
“这整批藏品是伊斯坦布尔一位律师送来的,代表一位上个月去世的女士的遗产,她是这个家族某个分支最后一位在世的成员。她的名字……在这里,’瓦法·纳贾尔’,生于1961年,在伊斯坦布尔去世,没有直系继承人。”
丽玛把这个名字读了三遍,仿佛只要盯得够久,那些字母就会在她眼前自行变化。
她这辈子从未听过这个名字,无论是从父亲口中,还是从叔叔卡迈勒口中,无论是在无意的闲谈中,还是在任何一次家庭聚会上。然而文件中写着这个名字的方式——旁注里那个用手写字迹划掉的旧电话号码——让她觉得,自己面对的并非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而是一块被刻意隐瞒了她一生的拼图碎片。
“我可以拿到你们联系的那位律师的信息吗?”她问道,努力掩饰声音里那丝细微的颤抖。”当然,纯粹是出于职业存档的目的。”
维罗妮卡带着一丝淡淡的好奇看着她,似乎已隐约察觉这不仅仅是一时的职业兴趣,却没有多说什么。
“当然,我把他的名片发给您。他叫奥纳尔先生,在尼相塔什区有一间事务所。”
维罗妮卡去找名片的当口,丽玛又最后看了一眼屏幕上那份遗产名下的藏品清单。有一项没有在展厅陈列,记录得极为简略:
“私人书信本一册,阿拉伯文,不列入拍卖,留待可能出现的继承人。”
她把最后那句话又读了一遍。
“可能出现的继承人。”
仿佛有人早已知道,哪怕是在这份枯燥的法律文件里,总有一天会有人前来寻找。
丽玛走出拍卖行时,正午的阳光依然高悬天际,可她却感觉自己像是从一条幽暗的隧道里钻出来,走进一片眼睛一时难以适应的强光。她在旁边的花园里找了一张石凳坐下,拿出手机想给克拉拉打电话,却停住了。
她想起昨夜那个陌生男人说的话:
“并非每一个古老的秘密都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打开。”
可即便如此,她却在一扇又一扇地亲手推开门,不感到一丝悔意,只感到一种日益增长的求知欲,仿佛三十三年来一直被搁置的问题,一下子全都在她心里苏醒了过来。
她看着维罗妮卡给她的那张小名片:
“奥纳尔·德米尔,律师,尼相塔什,伊斯坦布尔。”
她给克拉拉发了条短信:
“我今天不去实验室了。晚上跟你说所有的事。我要订一张机票。”
短信发出不到两分钟,手机就响了一声。不是克拉拉。
是同一个陌生号码。
“我注意到你去了拍卖行。我警告过你不要操之过急,不是要你止步不前。如果你真的决意要去伊斯坦布尔,在我们见面之前,别把你的全名告诉律师奥纳尔。我会在中央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明天下午四点。一个人来。”
丽玛久久盯着这条短信,一股寒意悄悄爬上她的指尖,尽管头顶的阳光正暖。他怎么会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知道她去了拍卖行?他是真的一直在监视她,还是拍卖行内部有人把她的行踪透露给了他?
她环顾四周花园里的行人,看向周围楼宇的窗户,第一次想到,此刻是否有一双眼睛正从某个她无法确定的地方注视着自己。
自从那只木盒送到她公寓门前起,这是她第一次感到,揪紧胸口的恐惧,不再仅仅来自谜团本身,而是来自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认知:她并不是像自己以为的那样,独自一人在黑暗中寻找真相——而是从一开始,就有人一步一步地,在同一片黑暗中与她并肩而行,只是她从未看见过他。
那一夜,丽玛陷在半梦半醒之间,在床上辗转反侧,脑海里一遍又一遍重新排列着同样那几块碎片:一张脸,一张照片,一个名字,一条短信。清晨她打电话把在拍卖行的发现告诉克拉拉时,电话那头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然后朋友才开口说话。
“丽玛,好好听我说。我知道你不会停下来,我也不会试图劝你——因为我太了解你了,知道那毫无意义。可我不能接受你独自一人,去见一个你一无所知的男人,在一家咖啡馆里,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的下落。”
“我出发前会把确切的地点发给你。我会一直待在公共场合。”
“这还不够,你自己也清楚。”
克拉拉在电话那头明显地叹了口气。
“至少,让我坐在同一家咖啡馆的另一张桌子,远远地,不让他知道我和你在一起。”
丽玛犹豫了一下,最终答应了下来,心底涌起一丝她甚至不愿向自己承认的宽慰——她其实真的害怕,比她愿意表现出来的要害怕得多。
赴约之前,丽玛顺道去了博物馆的分析实验室。她的老同事约尔格,专攻颜料与织物分析,正等着告诉她两天前她偷偷交给他检验的、取自画布边缘的一小片样本的结果。
“结果非常明确,丽玛,”约尔格一面翻着手中的资料一面说,”放射性碳测年和油画颜料成分分析,两者都清楚指向1985年到1990年之间。没有任何现代材料的痕迹,也没有任何已知造假技术的迹象。这幅画是真的,确实很老,正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
丽玛缓缓点头,仿佛她本就在等着这个结果,可当那份最终的科学结论真正传入耳中时,她仍感到胸口沉沉压上一层额外的重量。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余地,也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奢望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随时会被戳穿的骗局。
“还有一件事,”约尔格补充道,压低了声音,尽管实验室里只有他们两人。”我在表层颜料下面,右上角那个位置,发现一层极其淡薄的第二层痕迹。看起来画家原本在那里画了些什么,后来又刻意把它覆盖掉了,没有完成。不用红外线扫描做更专业的检测,我没法确定那到底是什么。”
三点四十五分,丽玛走进中央车站附近的那家咖啡馆,一个不大的地方,弥漫着深色木料与新鲜烘焙咖啡的气味。她挑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可以清楚地看到门口。克拉拉坐在几张桌子之外,假装专心看着手机。
四点整,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走了进来,如贝格尔所描述的那样身材高大,只是这一次他穿的大衣颜色偏浅,分量比她想象的要轻。他径直朝她的桌子走来,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四处张望,仿佛在进门之前就已经确切知道她坐在哪里。
“谢谢你来,”他一面在她对面坐下,一面说,声音和第一次通话时一样平静。他的相貌普通得有些令人不安——那种既不引人注目、又不容易被遗忘的五官,一双棕色的眼睛平静而沉着,里面盛着的,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一种古老的哀伤。
“我叫纳比勒。我现在不会告诉你我的姓——不是因为不信任你,而是有些原因,你以后会明白。”
“那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丽玛开门见山地问,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比实际感受的要坚定。
纳比勒微微一笑,笑意里带着一丝哀伤。
“你不必信我。我也没这么要求过你。我只求你听我说,然后自己判断。”
他向经过的服务员点了一杯咖啡,而后继续说下去。
“我认识瓦法·纳贾尔。我为她工作了很多年,从我还是伊斯坦布尔一个年轻人的时候起就是。她是一个背负着极其沉重秘密的女人,她生命最后的二十年,都在努力寻找一个正确的方式,把这个秘密传到你手上,却不至于在这个过程里毁掉你的人生。”
“她对我来说,算是什么?”丽玛低声问,忽然感到自己的声音几乎要背叛她。
纳比勒久久望着她,像是在用一台精密的天平,称量着接下来将要说出的每一个字。
“她是你外祖母的姐姐。你外祖母名叫拉米斯——如果我手上的一切证据都成立的话,她才是你真正的祖母,而不是你家族里那个你一直以为叫这个名字的女人。”
丽玛整个人僵住了。
“这不可能。我祖母在我出生前很多年就去世了,这一点我很清楚,我父亲有时会提起她。”
“你父亲,”纳比勒语气沉痛地说,”只知道部分真相,或许直到去世,都始终没能完全知道全部。那个抚养他长大、让他一辈子以为是自己亲生母亲的女人,是萨勒玛,拉米斯的孪生姐妹。她们在1988年,一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互换了身份,萨勒玛自己当时也以为,这不过是几个月的权宜之计。”
丽玛感到整个房间在缓缓旋转。
“那……安瓦尔·希勒米呢?”她问道,想起了那幅画背面的署名字母。
纳比勒的脸上第一次流露出真正的犹豫。
“他是那年秋天,在大马士革,为拉米斯作画的人。他也是……”
他顿了一下,像是在重新盘算此刻该说什么、什么该留待以后。
“他也是拉米斯在同一年十二月失踪的原因。自那以后,再没有人见过她活着。”
两人之间陷入沉重的沉默。远处,克拉拉神情明显不安地注视着这一幕,虽然听不见谈话的内容,却能清楚看出,那张桌子上正在揭开的,是某件极其重大的事情。
“所以萨勒玛,抚养我父亲长大的萨勒玛,她自己就是……”丽玛没能把这句话说完。
“我不知道拉米斯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全部细节,也不知道萨勒玛在其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正是瓦法生命最后几年里一直试图查明的事,直到病魔缠身之前。她留给你一本书信集,保存在伊斯坦布尔,她相信那里藏着她穷尽一生寻找、却始终未能完整找到的答案。”
丽玛久久望着他。
“为什么是你?为什么由你来告诉我这一切,而不是那位律师,或者我叔叔卡迈勒?”
纳比勒在座位上坐直了身子,几乎难以察觉地迅速环视了一下四周,那是长年活在警惕之中的人才有的习惯性动作。
“因为你叔叔卡迈勒,”他终于压低了声音说道,”正是那个绝不希望这个真相重见天日的人。而且多年来,他为让这个秘密永远如此,花费了相当大的力气。”
第二章
纳比勒在咖啡馆留下一张白色小卡片便起身离开,卡片上只手写着一个电话号码,没有姓名,没有地址。”到伊斯坦布尔以后再打这个号码,不要提前打。还有,求你了,今天听到的一切,一个字也别告诉律师奥纳尔。就让他以为你只是一位远房亲戚,来核实一下遗产,仅此而已。”
说完,他起身,在众多桌子之间悄然穿行,转眼便消失在中央车站熙攘的人群里,那速度快得惊人,仿佛对那地方的每一个出口都了如指掌。
那男人身影一消失,克拉拉立刻快步走了过来。
“丽玛,你脸色白得吓人。他跟你说了什么?”
丽玛沉默了片刻,试图从刚刚听到的这一切里找出一个开头——一个能让这个故事,在维也纳市中心一间喧闹的咖啡馆里、被大声讲出来时,仍显得合情合理的开头。终于,她把一切原原本本地讲给克拉拉听,朋友的眼睛越睁越大。
讲完之后,克拉拉久久没有说话,而后才低声开口:
“这么说,抚养你父亲长大的那个女人,不是你真正的祖母?你叔叔卡迈勒知道这件事,还隐瞒了几十年?”
丽玛缓缓摇头,那一刻,她已说不出更多的话来。
“丽玛,你不能把一个刚认识的陌生男人说的每一句话都当真。他可能在撒谎。也许他有什么你不知道的隐藏动机。”
“我知道,”丽玛终于说,”可是拍卖行里的那张照片,瓦法的名字,还有画背面写的那个日期……这么多细节,不可能全是编出来的。这里面有一条真实的线索,哪怕这个人未必事事诚实。”
回家的路上,丽玛又绕去了一趟博物馆,下到地下室的档案库——那里存放着几十年来历次展览的目录和与其他博物馆之间的文化交流记录。负责档案的是一位年长的女士,费尔特尔太太,多年来丽玛常来做研究,她对丽玛十分熟悉。
“我在找一位叙利亚画家的相关记录,他叫安瓦尔·希勒米,或许是八十年代末计划过的一次展览,”丽玛说,努力让这个问题听起来只是例行的学术查询。
老太太在她那台古旧的电脑和纸质记录里翻找了半个多小时,才捧回来一本单薄而落满灰尘的卷宗。
“只找到一件东西,”她一面说,一面把卷宗翻到某一页。”是我们博物馆和大马士革一家文化机构之间的通信,日期是1987年十一月,内容是筹备一位年轻有前途的画家的联合展览,这位画家名叫安瓦尔·希勒米,原定于1988年春天在维也纳举办。可这之后,通信突然中断了,没有任何解释。之后再也没有提到过这场展览,也没有说取消,好像那份档案就那么被合上了,再也没有重新打开过。”
丽玛看着卷宗里最后一封信的日期:1987年十二月十二日。
正是纳比勒说过的那个月份,拉米斯失踪的那个月份。
“我能拍一下这几页吗?”她问道,声音几乎哽住。
老太太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不知道这几张卷曲的纸,对眼前这个女人而言承载着怎样的分量。
那天夜里,丽玛坐在公寓里,笔记本电脑摊在面前,订票页面开着,手指悬在确认键上迟迟没有落下。
维也纳—伊斯坦布尔,两天后的早班机。
她望向挂在房间一角的那幅画,望向拉米斯那张——分毫不差就是她自己的脸,一时觉得画中那双眼睛正无声地鼓励着她继续走下去,不顾一切警告,不顾正在地平线上渐渐成形的、那模糊不清的危险。
她想起叔叔卡迈勒,想起这些年一次又一次简短的通话,想起自己一直以为不过是一个忙碌商人的疏远,如今在纳比勒所说的一切映照下,那份疏远忽然有了新的、令人不安的含义:一个背负着沉重秘密的男人,故意与她保持距离,因为他害怕有一天她会发现他隐瞒的东西。
她终于按下了确认键。
屏幕跳出一条绿色的订票确认信息。
关掉电脑之前,她犹豫了一下,又打开手机的通讯录,手指在”卡迈勒叔叔”这个名字上停留了许久。
她想起纳比勒最初的警告:”现在先别为这件事联系你叔叔卡迈勒。”
可她同时也觉得,自己就要动身去伊斯坦布尔,追查一个恰恰与他有关的秘密,却对他完全保持沉默,似乎也是一种背叛——即便,是他自己先背叛了她的信任,用这么多年的隐瞒。
最终,她没有打这通电话,而是选择发了一条简短的短信,措辞中立到不至于引起他的怀疑:
“卡迈勒叔叔,我要去伊斯坦布尔出几天差,是博物馆的工作。想让您知道一下。”
回复来得很快,比平常快得多:
“伊斯坦布尔?为了什么事?一切都好吗,丽玛?”
她把这条短信读了两遍,细细揣摩字里行间的语气,想在这些中立的措辞背后,读出真正的担忧。生平第一次,她感到自己读的不只是一位忙碌的远方叔叔发来的问候,而是一个男人在以他一贯礼貌而平静的方式,努力探明她究竟知道多少,又已经走到了哪一步。
她回了一句简短的话:
“一切都好。我回来就给您打电话。”
说完,她彻底关掉了手机,把它放进离床最远的抽屉里,仿佛想在自己和那个男人的声音之间,拉开一段哪怕只是象征性的距离——那是一个她生平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正了解过的人。
飞机在中午时分降落在伊斯坦布尔,天空是淡淡的灰,预示着一场尚未落下的雨。透过出租车的车窗,丽玛看着这座城市在眼前铺展开来:纤细的宣礼塔点缀着天际线,楼宇错落在起伏交叠的山丘上,几处古老的木屋固执而安静地抵抗着现代化的侵蚀。她从未来过伊斯坦布尔,一种奇异的感觉忽然浮上心头——她仿佛正走近某种门槛。这座城市,既不是她几乎不复记忆的大马士革,也不是她度过全部清醒人生的维也纳,而是一个中转站,仿佛命运特意选择了它,作为她穿越两段人生之间的那扇门。
她在尼相塔什区一家小旅馆落脚,离律师奥纳尔的事务所不远。抵达后立即联系了他的办公室,约定第二天上午见面。
在拨打纳比勒给她的那个号码之前,她在旅馆床沿坐了很久,努力平复心跳。终于,她按下了拨号键。
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接起,仿佛他一直拿着手机在等。
“平安到了,好。”
他停顿片刻,又补充道:
“律师奥纳尔是个正派人,这方面不用担心,但他对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一无所知,最好也让他继续这样。他处理瓦法遗产的事,纯粹是出于法律职责而已。”
“那你呢?”丽玛问,”你会陪我一起去见面吗?”
“不会。但我就在附近。见面结束以后,立刻打给我。”
律师奥纳尔·德米尔的事务所在一栋古老而典雅的建筑三楼,深色木质家具透着几十年未曾变过的气息。接待她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男人,穿着灰色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厚重的眼镜。
“纳贾尔小姐,幸会。请坐。”
他指了指桌前的椅子,桌上堆满整齐排列的文件。
“拍卖行的维罗妮卡女士告诉我,您想多了解一些瓦法·纳贾尔女士的遗产情况。”
“是的,”丽玛说,措辞极为谨慎,一如纳比勒所嘱咐的那样。”我的姓氏也是纳贾尔,我想或许我们之间有某种远亲关系。我只是想多了解一点瓦法女士的背景,如果可以的话。”
律师翻开面前一份厚厚的档案。
“瓦法·纳贾尔女士从八十年代末起便定居伊斯坦布尔,离开大马士革的原因,据我所知,她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多年来一直从事古董与艺术品交易。她终身未婚,没有子女。与叙利亚的亲属往来极为有限。她生命的最后几年身患绝症,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料理自己的私人事务和藏品。”
“她留下了具体的遗嘱吗?”丽玛问道,”既然她没有直系继承人。”
律师缓缓点头。
“这正是这桩案子不同寻常的地方,纳贾尔小姐。她把大部分财产留给了一家慈善机构,但特别留出一项,专门给她所说的’可能存在、且在她过世后五年内自行现身的继承人’:一本私人书信本,存放在这里伊斯坦布尔的一家银行保险柜里,并附有严格的指示——只能由能够证明自己与遗嘱中所指定姓名有关联的人开启。”
丽玛感到心跳骤然加速。
“那个名字是什么?”
律师直直地看着她,眼中闪过一丝压抑着的职业性好奇。
“瓦法女士在遗嘱中写道:’致拉米斯·纳贾尔唯一的孙女,无论她成长时用的是什么名字,无论她生活在哪个国家。她见到书信本里的那张脸时,自会认出自己。'”
事务所里陷入长久的沉默。律师目不转睛地打量着丽玛,仿佛此刻才第一次意识到,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或许并不只是一位碰巧姓氏相同、出于好奇而来的访客。
“我是……我是说,我的祖母,名字就叫拉米斯,”丽玛终于说道,感到这几个字从嘴里说出来分外艰难,仿佛她正说出一个几天前自己都不知道与她有关的名字。
律师靠向椅背,久久地凝视着她。
“那么我们现在就去银行吧,纳贾尔小姐。我想,我们要办的手续不少,还有一本书信本,已经等了您好些年了。”
银行的手续整整耗去了两个小时:身份核实、无数份文件签字、与总行工作人员反复通话以确认遗嘱的有效性。终于,丽玛独自一人被带进一间专供开启保险箱的小房间,面前是一只长方形的金属箱子。
她用微微颤抖的双手打开箱子。里面是一本厚厚的皮面本子,棕色封面在边缘已经磨损,而在本子开头两页之间,夹着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
她小心翼翼地取出照片。照片上是一位年轻女子,大约二十七八岁,站在一间画室前,身后散布着几幅画作,她露出一个真实而完整的笑容,与丽玛在那幅送来的画中所见的那种不安神情截然不同。照片一侧站着一个瘦削的男人,手里拿着画笔,目光并未看向镜头,而是看着她——那眼神所包含的意味,无需过多解释便能一眼看懂。
照片背面,以一手娟秀的女性笔迹写着:
“我和安瓦尔,在画室,1987年夏。一切改变之前。”
丽玛坐在那间寒冷的小房间里,凝视着照片上那张脸——那是她的祖母的脸——生平第一次,她感到自己正望着一面真正意义上的镜子,一面穿越时间、而非空间的镜子,映照回来的脸孔与她自己的容貌分毫不差,却也承载着她从未经历过的一整段人生:一段她未曾体验过的爱,一个她尚未探明的结局。
她用颤抖的手翻开本子的第一页,开始阅读。
本子上的字迹娟秀,略微向右倾斜,蓝色墨水在一些页面上已褪成浅浅的灰。这不是真正寄出过的信件,而是拉米斯写给自己的日常自白,或许也是写给某个她想象中的读者——她当年并不知道,那个读者将会是几十年后,坐在伊斯坦布尔一间银行冰冷小房间里的自己的孙女。
丽玛读着第一页:
“大马士革,1987年三月。今天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文化学会举办的青年画家展览上。他的名字那时还不为人知,只在一小圈艺术家中流传,可他挂在展厅最角落的那幅画,却让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他站在我身后,我听见他说:’你是唯一一个在这幅画前站了超过一分钟的人。’他叫安瓦尔。一个贫穷而固执的画家,脸上写满了无数个熬夜作画、睡眠不足的疲惫。”
丽玛停顿片刻,想象着那个画面:1987年大马士革的一间展厅,一个年轻女子站在一幅画前,一个男人用一句她当时并不知道日后将承载全部历史重量的话作了自我介绍。她继续读下去,一页页翻过拉米斯记录她一次次造访安瓦尔那间位于盖玛里耶区小画室的文字——他们在楼顶喝着茶,望着夕阳沉入倭马亚清真寺的背后,谈论艺术、政治,谈论那个他们梦想中、却尚未存在的国家。
“1987年九月。姐姐萨勒玛说我太鲁莽了,说安瓦尔不是家里为我设想的那种人。也许她是对的。可我从未在其他地方感受过,置身那间画室、在油画颜料的气味与他平静的讲述声中——他解释着为什么选这个颜色,而非那个,去填满画作一角的一小片阴影——时那种感觉。萨勒玛,我的孪生姐姐,比这世上任何人都更了解我,可她偏偏不懂这种感觉,或许她永远都不会懂。”
读到萨勒玛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拉米斯自己的笔下,而非从纳比勒口中听来时,丽玛感到一阵战栗。那么,是真的——那些起初听来像是天方夜谭的细节,竟全都是真的。
她整整读了一个小时,穿行在带着平静喜悦的页面与愈发不安的页面之间。拉米斯写到家人开始逼她嫁给另一个男人,一个来自富有而有权势家族的人,是父亲多年前替她选定的,从未真正征求过她的意见。她写到自己日益增长的恐惧,同时也写到,即便面对所有压力,她仍执意不肯放弃安瓦尔。
接着,她翻到一页,日期是十一月末,字迹比之前所有页面都更加凌乱不安:
“1987年十一月。我一直担心的事,今天终于发生了。父亲知道了安瓦尔的事,也知道那场原定在维也纳举办的展览,或许会让我们结婚,一起离开这个国家。他发了我从未见过的脾气,说’一个没有门第、没有财产的男人,永远配不上我们家的姓氏’,还暗示安瓦尔和某些’可疑的人’有来往——没有细说是谁,只是隐约提到,那些人在画作和私下的文字里公开批评当局,单凭这一点,若我和他的关系继续公开下去,就足以毁掉整个家族。萨勒玛站在我身边,在父亲面前替我说话,可我在她眼中看到一样我当时并不明白的东西:一种不只是为我担心的恐惧,而是对另一件更大的事的恐惧,一件她还没准备好和我分担的事。”
丽玛在这最后一句话上久久停留。
“不只是为我担心。”
字面之下还藏着别的东西——某种连拉米斯自己写下这些话时,都未必真正意识到的东西。
她翻页的速度快了起来,一种近乎恐慌的急切驱使着她,想找到最后几页,找到十二月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日记却在1987年十二月八日那一页戛然而止,篇幅比之前所有页面都短得多,字迹潦草匆忙,像是在真正的恐惧中仓促写下的:
“没有时间细说了。安瓦尔说我们必须在这个月底之前离开,说有人在监视他,他和我都已经不安全了。萨勒玛昨天提出了一个疯狂的计划,我从没想过她会为我做到这个地步。等我……”
最后一句话没有写完,像是被拦腰截断——仿佛就在那一刻,有一只手从拉米斯手中夺走了笔,又或许,从那一天起,她再也无法继续写下去了。
本子剩下的所有页面,全部空白。
丽玛久久静坐,那本日记摊开在她膝上,停在最后那一页,泪水不知何时已涌上眼眶——为一个她素未谋面的女人。可她忽然觉得,自己对这个女人的了解,竟胜过她此生认识的任何人,或许是因为,她在那些慌乱急促的字句里,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一种她十分熟悉的恐惧,一种明知一切警告仍执意去爱的坚持——竟与她此刻不顾一切人的劝阻、执意追查这个谜团的坚持,如出一辙,令人不安。
“一个疯狂的计划。”
丽玛把这几个字反复读了许多遍。
萨勒玛究竟做了什么?而她,拉米斯的孪生姐妹,后来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了那个地步——抚养一个体内流着姐姐的血、而非自己血脉的孩子,余生都在假扮他真正的母亲?
她极为小心地合上本子,把它抱在胸前静默了片刻,而后拿出手机,依约立刻拨通了纳比勒的号码。
“找到本子了,”她一接通电话,纳比勒便说,不是问句,而是肯定。”信到那儿就突然断了,对吧?十二月八日。”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准确?”
“因为瓦法亲口告诉过我,不止一次,在她生命最后的那些年里。她到死都在努力弄清楚那个日期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始终没能成功。可她在去世前几周,留给我一个地址,在大马士革,一位至今仍在世的老妇人,或许是唯一还知道那些最后日子里真相的人了。”
丽玛感到心跳再次加速,可这一次,不只是恐惧,更像是一种宿命般的必然。
“那么就是大马士革了。”
“是的,”纳比勒平静地说,”我想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是这样,甚至在我们于维也纳见面之前就知道。这个故事里的每一条线索,到最后都通向同一个地方。”
丽玛回到伊斯坦布尔的旅馆房间时,前往大马士革的决定——直到几小时前,还只是她脑海中一个模糊不清、反复摇摆的念头——如今已成为一件无可回避的事实。
她坐在床沿,凝视着摊开在面前的奥地利护照,一时想到一种奇异的悖论:她将以一个外国游客的身份,持着一本与她本无明显关联的护照,重返自己的出生之地,去寻找连真正模样都无从知晓的根。
她打电话给克拉拉,告诉她日记本里的发现,以及自己新的决定。克拉拉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用带着真切担忧的声音说:
“大马士革,丽玛?偏偏是这个时候?你知道那边的局势并不简单,你在那里也不认识任何人,连当地口语都说得不算流利。”
“标准阿拉伯语我说得很好,还有一些从叔叔那儿学来的方言。我会小心的,我向你保证。”
“那纳比勒呢?他会跟你一起去吗?”
“还不知道。他没明确说过。”
挂断电话后,她又拨通了纳比勒的号码。
“我想去瓦法留下的那个地址。你能帮我吗?”
对面短暂沉默了一下。
“我会把地址和那位女士的名字发给你:海迪杰,多年来一直是纳贾尔家族在沙固尔区的邻居,据我最新掌握的消息,她如今仍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可我没办法陪你一起去,纳贾尔小姐。我进入叙利亚……有些复杂的原因,现在还不方便细说。”
“那我一个人去。”
“我知道你已经打定主意了,不会再劝你。只是求你千万小心,而且不要向那边任何人提起你叔叔卡迈勒的名字。纳贾尔家族在大马士革仍有相当广的人脉,谁会把话传给谁,没人说得准。”
离开伊斯坦布尔之前,她的手机响起一通她未曾预料的来电:叔叔卡迈勒。
她犹豫片刻才接起,心想不接反而更容易引起他的怀疑。
“喂,卡迈勒叔叔。”
“丽玛!总算接了。我打了好几次都没打通。你在伊斯坦布尔还好吗?到底是什么工作把你带到那儿去的?”
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和气,可丽玛第一次,听出了话语之下那层轻微的紧绷。
“是博物馆的一件藏品的事,”她说,选了一个足够接近真相、听起来也足够可信的谎言。”在查一幅老画的来源,没什么特别的。”
“知道了。”他停顿了一下,又用一种谨慎的语气补充道,”你会一直待在伊斯坦布尔吗,还是另有别的计划?”
丽玛感到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无心,背后藏着一种他极力想要掩饰的真切不安。
“还不确定,”她说,故意避开正面回答,”如果工作需要的话,或许会去别的地方。”
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然后卡迈勒开口了,声音比之前更低沉,带着一种她从未在他身上听过的语气:
“丽玛,不管你在打算做什么,我希望你明白一件事:这么多年来,我所做的一切,或没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想保护你,别无其他。求你相信这一点,哪怕你现在还不能理解全部。”
丽玛僵在原地。
他从未如此明确地说过这样的话,从未如此直白地承认过有什么事情”需要理解”。
“卡迈勒叔叔,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她直接问道,感到这或许是他最接近全盘坦白的一刻。
可他立刻收了回去,仿佛意识到自己越过了一条本不打算跨越的界线。
“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照顾好自己,我就是这个意思。到了任何地方安顿下来,记得给我打电话。”
他在她能问出下一个问题之前,便挂断了电话。
丽玛握着手中沉默的手机,久久凝视,反复回想叔叔说过的每一个字,感到自己刚刚触碰到了一件远比她想象要庞大得多的事情的边缘——那样一件事,竟能让一向以沉着冷静著称的人,哪怕只是一瞬间,滑向近乎坦白的境地。
第二天清晨,丽玛站在伊斯坦布尔机场的候机队伍中,等待登上飞往大马士革的航班。她的手提包里,小心翼翼地包着拉米斯那本皮面日记本和那张小小的照片,而那幅原画,她留在了维也纳,存放在克拉拉公寓一只上了锁的柜子里——两人商量后,都认为把它带去大马士革是一种不必要的冒险。
排队等待时,她感到背后有一道目光紧盯着自己——那是她凭着新生的、对周遭一切格外敏感的直觉,渐渐能辨认出来的那种目光。她迅速回头,却只看见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来来往往的旅客,各自忙着自己的行李与手机。
或许只是幻觉,是这几天的紧张与睡眠不足所致。又或许,正如她越来越深地怀疑的那样,正如纳比勒在他们第一晚相见时所说的那样,她从一开始,便从未真正独自走在这条路上。
登机广播响起时,丽玛迈着依然坚定的步伐走向登机口,心里清楚,自己正跨过一道门槛,而门槛之后的人生,再也不会与从前一样了。
从数千英尺的高空望下去,大马士革在丽玛眼中,像是一片铺展在光秃山脚下的金色印记,中央点缀着一抹淡淡的绿——每一个叙利亚人都知道那是古塔,哪怕从未亲眼见过。
她把额头贴在冰凉的舷窗玻璃上,感到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在悄然涌动,那种感觉她从未体验过——与其说是记忆,不如说是比记忆更古老的东西,仿佛她的身体先于她的意识,便已认出了这片土地。
在机场入口处,她排在长长的护照检查队伍中,望着周围的一张张脸孔:归来的家庭、拎着疲惫行李的男人、在大人腿间嬉笑奔跑的孩子,尽管家长脸上写满了显而易见的疲惫。护照检查官问她此行目的,她答说自己是持奥地利国籍的游客,来参观古城的名胜古迹,说出这句话时,心底泛起一丝微微的苦涩——这不过是一个只对了一半的谎言:一个出生在这座城市的人,又怎能被称为”游客”?
她乘出租车前往盖玛里耶区一家她选定的小旅馆,离纳比勒给她的那个地址不算太远。透过车窗,这座城市一点一点在她眼前展开:狭窄的街道以一种自有秩序的混乱交织在一起,拥挤的市场里飘散着香料与新烘咖啡豆的气息,古老的石墙上留着几百年历史层层叠压、毫无规则的痕迹。
而后,车子在一个突然的转弯处,经过一堵古老的石墙,墙上攀爬着一大丛茂密的茉莉,即便隔着关闭的车窗,那香气也悄然渗透进来。
丽玛在座位上僵住了。
正是那股气息,分毫不差,正是她多年来在零散记忆碎片里反复造访过的那个院子的气息——那个她早已记不清确切模样的院子。
她闭上眼睛,那幅画面又一次浮现,与画抵达维也纳那夜她所见到的一模一样:一座铺着白石的小院子,两个女人坐在一张木凳上,一个牵着她小小的手。
可这一次,画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仿佛真正回到这座城市,重新打磨了这段遥远记忆的边缘。她看见那第二个女人——那个坐得稍靠后、隐在阴影里的女人——极缓慢地动了一下,把头转向她的方向,仿佛就要在这么多年的模糊之后,终于露出她的脸……
车子颠过路面上一个坑洼,丽玛猛然被拉回现实,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双手在包上沁出汗水。
“您没事吧,小姐?”司机从后视镜里问道,注意到她脸色骤然发白。
“没事,抱歉,走神了一下,”她说,努力让声音听起来正常。
在旅馆安顿下来、匆匆冲了个澡洗去旅途的疲惫之后,丽玛独自出门,打算在正式前往沙固尔区海迪杰家之前,先在老城里走一走——她决定给自己一点时间,平复方才在车里那阵突如其来的恍惚。
她穿过有顶的哈米迪耶市场,置身于熙攘喧闹的人群之中,商贩、顾客与本地游客交织往来,头顶是一片古老的铁皮屋顶,细细的光线从锈蚀的孔洞间透下来,像是大白天里洒落的点点繁星。她在卖首饰与铜器的摊位前站了片刻,想起了促成这整段旅程的第一幅画——那幅佛兰德斯画作,画中一个女人等着一封永远不会到来的信,忽然对命运生出一丝淡淡的自嘲:如今她也在等待着某种消息,只是这一次,她试图亲手向命运讨要答案。
她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倭马亚清真寺前的广场,久久伫立,仰望着两座高耸入云的宣礼塔映在澄澈的蓝天下。她想起日记本里的一句话:”在楼顶喝茶,望着夕阳沉入倭马亚清真寺的背后。”她环顾四周那些屋顶,猜想哪一处曾是安瓦尔的画室所在——那个见证了一段故事开始的地方,一段或许并未真正结束、而是以奇异的方式纠缠了整整三十年、直至此刻才终于牵到她自己身上的故事。
她站在那里的时候,忽然感到有一只轻轻的手落在她的肩上。
她猛地转过身,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眼前是一位年迈的女人,穿着一件朴素的黑色长袍,头戴白色头巾,脸上刻满岁月的深纹,带着悠长岁月的沧桑。她定定地望着丽玛,那目光丽玛一眼便认了出来——那是一种见到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一个本不该出现的地方时,才会有的眼神。
“我的天啊,”老妇人用阿拉伯语低声说道,手微微颤抖着抬起来,小心地触碰丽玛的脸颊,仿佛在确认眼前所见是真实的,而非幻觉。
“拉米斯?真的是你吗?过了这么多年?”
丽玛怔怔地站着,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回应这个她从未想过会亲历的时刻: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竟在倭马亚清真寺广场上,用她已故祖母的名字唤她,仿佛三十年岁月从未流逝过。
“我不是拉米斯,”她终于开口,声音颤抖,却努力保持镇定。”我叫丽玛,丽玛·纳贾尔。我想……拉米斯是我的祖母。”
老妇人久久凝望着她,眼中蓄满了尚未落下的泪水,而后双手掩住嘴,像是在竭力压抑一场即将迸发的哭泣。
“当然,当然了,孩子,我怎么可能忘记?拉米斯早在很久以前就走了,这我很清楚,可你的脸……你的脸忽然把我拉回了我以为早已随记忆一同埋葬的日子。”
她用黑色长袍的一角擦了擦眼睛。
“我叫海迪杰,孩子。多年来,我一直是你们家在沙固尔区的邻居。”
丽玛感到一阵战栗传遍全身。
“海迪杰?您……您正是我今天打算去拜访的人!”
她从包里取出纳比勒写下地址的那张小纸条。
“我们怎么……怎么会恰好在这里相遇,没有任何约定?”
海迪杰露出一个奇异而哀伤的微笑。
“这座古老的城市里没有巧合,孩子,我早就这么相信了。我每天这个时候都会经过这里,去做晌礼,已经三十多年了。或许命运一直在等着这一刻,让我们相遇。”
她握住丽玛的手,那份温柔,她已很久很久没有从任何人身上感受过。
“跟我回家吧,求你了。我有很多事要告诉你,我想,你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听这些的。”
海迪杰在沙固尔区的家,是一栋典型的大马士革老宅,一座小小的内院,中央是一座早已干涸多年的石制喷泉,一角有几株柠檬树投下阴凉。
两人在喷泉旁铺着软垫的座椅上坐下,海迪杰的女儿端来一盘茶和甜点。
“你们家就住在隔壁,”海迪杰开始讲述,目光飘向遥远的记忆。”我和拉米斯、萨勒玛年纪相仿,我们从小就是朋友,常常就在你现在坐着的这个院子里一起玩耍。”
她停下来喝了一口茶,像是在积攒继续说下去的勇气。
“拉米斯和萨勒玛的外表相似到令人惊奇的地步,可她们的性情却截然不同。拉米斯是个爱幻想的人,勇敢得近乎鲁莽,喜欢绘画和诗歌,喜欢一切不落俗套的东西。而萨勒玛务实、谨慎,爱姐姐爱到近乎痴迷,却也总是过分为她担心。”
“那安瓦尔呢?”丽玛问道,再也无法继续等待下去。
海迪杰脸色骤然沉了下来。
“安瓦尔·希勒米,是的。一个天赋很高的画家,可他也是个不惧说出心中所想的年轻人,哪怕是在一个沉默比言语更安全的年代。他常和一小群朋友聚会,都是年轻的作家和艺术家,谈论着变革,谈论着自由,谈论着那些在那个年代会招来不喜欢听这类话的人注意的事情。”
海迪杰缓缓地把茶杯放回小桌上,动作沉重。
“拉米斯和萨勒玛的父亲,哈立德大叔,是个有身份、有人脉的人,他担心女儿和安瓦尔的关系会给整个家族招来安全部门的注意。他试过一切办法阻止这段感情:先是威胁,接着以另一门婚事引诱,再后来又一次威胁——这一次,情势严重得多。”
“十二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丽玛问道,声音几乎哽咽。”我在拉米斯的日记里读到,她打算和安瓦尔一起私奔,萨勒玛提出了一个计划……可日记恰恰在那里戛然而止。”
海迪杰久久望着丽玛,脸上分明是内心的挣扎——仿佛三十年的沉默之后,她正在决定,开口的时刻是否终于到来。终于,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十二月十八日那天夜里,”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只是气息,”拉米斯本该和安瓦尔一起逃往贝鲁特,再从那里去往欧洲——他在维也纳的那场展览,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体面的出国理由。萨勒玛,和姐姐长得一模一样,提出留在大马士革,冒充姐姐几天,好确认拉米斯已经安全抵达、没有人马上察觉她的离去,从而扰乱任何可能的追踪。”
海迪杰停顿了一下,这一次,她的眼中真正涌上了泪水。
“可有人起了疑心。半夜,几个男人来到家里,指名要找拉米斯,却找到了萨勒玛,并且——哪怕只有短短几个小时——他们以为自己抓住的正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
“他们对她做了什么?”丽玛低声问道,明白自己即将听到整个故事中最危险的部分。
“他们扣押了她整整两天,”海迪杰说道,声音渐渐哽咽,”才发现搞错了人,才把她放出来。可她从那两个夜晚里走出来的时候,已经彻底变了一个人,再也不是我认识了一辈子的那个女孩。后来她得知拉米斯根本没能到达贝鲁特,安瓦尔也在路上失踪了——从那一刻起,萨勒玛内心某个东西碎了,再也没能拼回原样。”
院子里陷入长久的沉默,只有柠檬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丽玛感到自己的心跳仿佛落到了喉咙口,整个世界都收缩成了眼前这一方小院、这座干涸的喷泉,以及这个终于第一次讲述她真正家族故事的、几近破碎的声音。
“请继续讲,”丽玛低声说,”我想知道全部,无论多么艰难。”
海迪杰深深地叹了口气,仿佛要把积压多年的重量从肺腑中一并吐出。
“我们从来不知道那一夜,拉米斯和安瓦尔到底遭遇了什么全部细节,直到今天,街坊里也没有人真正确知。我们所了解的,只是后来从一些曾在同一个机构工作过的人那里辗转听来的:他们两人在通往贝鲁特的路上,离边境只剩一小时车程时,被一个检查站拦下。车里装着安瓦尔展览用的画作和艺术品,单是这一点,就足以引起怀疑。”
“后来呢?”丽玛问道,尽管她的心几乎不愿听到答案。
“两人都被拘押了,”海迪杰说,”但我不清楚他们究竟被带去了哪里,那次拘押持续了多久。这些年流传下来的说法互相矛盾:有人说他们几周后就被释放,最后设法秘密离开了这个国家,却再没敢联系任何人,怕给家族带来更大的祸患。也有人说,安瓦尔从未获释,他的下落至今仍是个谜。”
丽玛望着海迪杰的脸,想从中读出那个老妇人始终不敢直白说出口的答案。
“那您呢,在您心里,更相信哪一种说法?”
海迪杰低头良久,而后终于抬起头,眼中带着一种近似歉意的神情。
“我相信他们之中,有一个人活了下来,孩子。不然我该如何解释,几个月后传到哈立德大叔耳中的那个消息:他的女儿还活着,可是永远不会回来了,为了她自己和所有人的安全,全家人必须彻底忘记她。”
丽玛感到滚烫的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她甚至没有察觉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哭的。
“这么说,她也许还活着?也许在这世上的某个地方?”
海迪杰伸出手,温柔地握住丽玛的手。
“三十年过去了,孩子,如果她还活着,如今该和我年纪相仿了。我不知道她这些年是否曾鼓起勇气联系过谁,也不知道她是否至今仍心存恐惧。可有一件事我很确定:另一位纳贾尔家的姐妹瓦法,萨勒玛与拉米斯的妹妹,后来搬去了伊斯坦布尔,她也一直相信这个可能,穷尽一生寻找任何一丝痕迹,能证实或否定这个猜测。”
第三章
“那萨勒玛呢?”丽玛在一阵长久的沉默后问道,”她后来怎么会用了整整一生,去冒充自己妹妹的身份?”
海迪杰又端起早已彻底凉透的茶,喝了一口。
“拉米斯失踪之后,整个家族都垮掉了。阿布·哈立德一直以为,阻止女儿嫁给她所爱的人,是在保护这个家,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永远失去了她,他余生都背负着这份愧疚,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胸口。她们的母亲几个月后就病倒了,想必是伤心所致,不到两年便去世了。”
“于是萨勒玛就一个人留了下来,”海迪杰接着说,”背着那个她本只打算冒用几天的姐姐的名字,却不知如今该如何摆脱它——为时已晚。街坊邻里那些不了解全部内情的人,早已习惯了’拉米斯’是留下来的那一个,’萨勒玛’才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出逃、失踪的那一个。要纠正这一点,就意味着要重新打开整个案卷,让家里剩下的人再度陷入无人愿意承受的新危险。”
“等到她结婚,生下我父亲的时候……”丽玛说,感觉那些碎片终于一一归位,”所有官方文件上,她登记的本就是’拉米斯’这个名字。”
海迪杰深深地点了点头,神情满是哀伤。
“正是这样,孩子。她以妹妹的名义结婚,以妹妹的名义生育,最终也以妹妹的名义死去,一辈子背负着一个远比常人所能承受还要沉重的秘密。你父亲,愿主怜悯他,一生都以为自己的母亲就是真正的拉米斯,而她真正的姨母,却始终顶着那个属于她自己的名字生活。”
丽玛久久静坐无言,努力消化着自己方才听到的这一切分量:她的整个人生,她所承袭的姓名,她成长其中的这个家庭,竟全都建立在一场持续了三十年的、出于无奈的身份冒用之上——那场冒用最初,不过是为了保护一个深爱的姐姐,而设计的一个仅打算维持数日的绝望之计。
“卡迈勒叔叔,”她终于开口,一缕新的不安开始在心头交织。”我父亲和叔叔都是萨勒玛亲生的,是吗?那么他也知道这一切?”
海迪杰第一次在这段对话中显出明显的迟疑。
“卡迈勒是最小的孩子,直到那一夜过去六年之后才出生。我不知道他是何时、又是如何得知这个真相的,如果他真的完全知道的话。但有一件事我很清楚,孩子,我觉得有责任提醒你:几年前,曾有一个男人到这一带打听那一夜的详情,他随身带着一张商业名片,上面印着迪拜一家贸易公司的名号。我问他为谁效力,他犹豫了一下,回答说他为一位叙利亚商人工作,那人名叫卡迈勒,想确保’没有人翻出旧事、损害家族的名誉’。”
丽玛在日落时分离开海迪杰家,身后的城市渐渐沉入大马士革在这个时刻特有的那种金色光晕里。
她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双腿,仿佛这几个小时里听到的一切,已经把她的身体从一切直接的现实感中抽离出去。
临走前,海迪杰只请求她做一件事:去拜访一下隔壁那座老宅——尽管它多年前就已经卖给了别的人家。
“如今的主人是个好心人,”海迪杰说,”他很熟悉我,如果你告诉他你是当年建造这座房子的那个家族的孙女,他不会介意的。”
丽玛站在那扇雕花木门前,在脑海里把它与她在维也纳拍卖行看到的那张照片一一比对:分毫不差,正是同一扇门,尽管新刷上去的一层层油漆试图掩去它真实的年岁。她犹豫地敲了敲门,来开门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一听说她来访的缘由,便热情地欢迎她,让她走进那座她一生中曾在零碎记忆里反复造访的内院。
那院子比她想象中的要小得多,但毫无疑问,正是同一座院子:铺着的白石虽已在几处磨损,那面刷成淡蓝色的墙,颜色如今也变得略有不同。她始终未能找到那株一直伴随着她记忆的茉莉树——房主告诉她,多年前就已被砍去了。可她仍站到了那张早已不复存在的木凳原本所在的位置,闭上眼睛,那一瞬间,她感到一只温暖的小手正握住她的手。
回旅馆的路上,夜色已彻底降临,丽玛注意到一辆黑色轿车正在她身后不远处缓缓行驶,车速几乎与她在人行道上的步伐一致。她努力不表现出内心的不安,忽然拐向一条狭窄的岔道。
那辆车又跟了几米远,然后突然停下。
一个高个子男人从车里走了出来,穿一身深色西装,迈着沉稳的步伐朝她走来。
丽玛的心脏几乎在胸腔里凝固了。她一瞬间想要大声呼救,可这条街在此刻近乎空无一人。
“纳贾尔小姐,”那男人开口道,语气平静,却透着一种彻头彻尾的冷漠,没有丝毫暖意——与纳比勒那沉稳而带着哀伤的声音截然不同。”您这趟大马士革之行,引起的关注比您想象中要多得多。我诚恳地建议您结束这趟小小的旅程,回到维也纳,回到您平静的生活中去,免得把自己卷入不属于您的事情里。”
“你是谁?”丽玛问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比此刻内心真正的颤抖更有力量。”是谁派你来的?”
那男人露出一个冰冷的微笑,笑意始终没有到达眼底。
“我不是来自我介绍的,也不是来告诉您任何名字的。我在这里,只是为了传达一句简单明了的话:有些门,当初关上是有充分理由的,而那些试图重新把它打开的人,往往会为此后悔——不只是他们自己,还有他们所爱的人。”
听到”他们所爱的人”这几个字,丽玛感到一股真切的寒意流遍全身。
“这是威胁吗?”
“这是善意的忠告,纳贾尔小姐,真诚的忠告。好好享受您在大马士革剩下的行程吧,若您愿意,不妨去看看那些名胜古迹,然后回家去。不必再去追查那些古老的家族往事了,那些故事真正的主人早已作古多年,惊扰他们的安眠,也不会有任何好处。”
说完,那男人从容转身,回到车上,车子驶入昏暗的街道,消失不见,只留下丽玛独自站在原地,全身颤抖不已,尽管那是一个温暖的春夜。
丽玛几乎是跑着回到旅馆的,关上房门后靠在门上站了好几分钟,努力平复自己急促的呼吸。最终,她拨通了纳比勒的电话。
“刚刚发生了一件事,”她说,声音仍在颤抖。她把那场对峙的每一个细节都讲给他听,对方在电话那头始终静默地听着。
她讲完后,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而后纳比勒终于开口,声音里带着她从未在他身上听过的忧虑。
“这比我预料的要快得多,也危险得多。我没想到他们会行动得这么迅速。”
“‘他们’是谁?是我叔叔卡迈勒吗?”
“我不认为你叔叔会派人在大马士革的深夜街头威胁你,丽玛。这不是他的做法,而且这样粗暴的方式,对他毁坏家族名誉的风险,也完全不符合他的利益。”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深思接下来该如何措辞。
“我想这个故事里还有另一方,丽玛,一个我们此前还不知道存在的角色,一个远比单纯保护一个家族名声,拥有更深利益、要让安瓦尔·希勒米的故事永远埋葬下去的角色。”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丽玛,你必须尽快离开大马士革,如果可能的话,明天一早就走。等你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会告诉你,我真正害怕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一直对此保持沉默。”
那一夜,丽玛只断断续续地睡了几个小时,清晨一早便订了当天最早一班离开大马士革的航班——这一次,先飞往贝鲁特,再从那里辗转其他行程。
离开这座城市时,她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沉重感:直到几天前,它还只是记忆中一个模糊淡去的名字,可如今,短短几天之内,它已成了承载她真实人生一切秘密的地方。
出发前,她通过电话与海迪杰道别,两人相拥而泣了许久——两个直到昨天还彼此陌生的女人,如今却被一种难以言说的纽带联系在一起。
“等一切平息下来,回来看我,孩子,”海迪杰说,”大马士革也是你的城市。我不会让任何人使你忘记这一点。”
在贝鲁特机场等候转机飞往维也纳时,丽玛依约给纳比勒打了电话。
“这么说你平安抵达了,”他说,声音里第一次听起来真正松了一口气。”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一直害怕的到底是什么了。”
丽玛在候机厅一处安静的角落坐下,竭尽全身心地倾听。
“安瓦尔·希勒米并没有在1987年那条路上死去,”纳比勒缓缓说道,像是在多年的沉默之后,郑重地斟酌着每一个字。”他被拘押了很长时间,遭受的对待极其残酷,细节我现在不想细说。可那个部门里一位地位颇高的军官,出于某种他从未透露的私人原因,决定救他一命,而不是让他像那个年代许多人一样,任由命运走到终点。最终,他被秘密释放,但附有一个不可撤销的条件:永远消失,彻底放弃他原本的姓名和身份,余生绝不能与拉米斯或她家族的任何人有任何联系,无论发生什么。”
丽玛感到心脏骤然一停。
“那拉米斯呢?”
“她的命运,我至今仍无法完全确定,”纳比勒说,语气里带着真切的哀伤。”安瓦尔本人也始终不知道,那一夜他们被拆散之后,她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余生都背负着这个问题,像一道从未愈合的伤口。”
“你把这些细节记得如此精准,纳比勒,”丽玛在短暂的沉默之后说道,感到他讲述的方式里似乎隐藏着比他所说更深的真相。”远远超出一个只为瓦法效力的普通职员所能知道的程度。”
电话那头陷入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长的沉默。
“因为安瓦尔·希勒米,”纳比勒终于开口,声音几乎哽咽,”是我的父亲,丽玛。他余生都用另一个名字,在另一个国家生活,后来娶了别的女人,生下了我。可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每晚都还在念叨着拉米斯——每当他以为我已经睡着、听不见的时候。”
丽玛僵坐在座位上,好几秒钟说不出一个字。
“你……你是他的儿子?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
“因为我父亲两年前才刚刚去世,丽玛,而他直到死亡证明上,用的都还是一个假名。也因为当年救他一命的那个军官,如今几十年过去,已经成了一个极有权势的商人,他至今仍在密切关注任何试图打开这桩旧案的动向,生怕当年他所做的一切被人揭露——无论是救我父亲一命的那一部分,还是另一部分,那更黑暗得多的部分,我父亲从未向我明说过的部分。”
丽玛感到谜题的一小块碎片终于清晰起来。
“那个在街上威胁我的男人,就是替这位前军官办事的?”
“我猜是的。这比我对你叔叔卡迈勒的担忧要可怕得多。这个人有能力、也有权势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的秘密,丽玛,这些年来,他已经对好几个试图接近真相的人这么做过了。”
丽玛深深吸了一口气,努力消化这最后的揭示。
“那么我们……你和我,不是血缘上的亲人?”她问,即便在问出口的那一刻,也觉得这个问题有些荒谬,可她还是需要确认。
纳比勒发出一声轻轻的、带着哀伤的笑,这是她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真正的笑声。
“不,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丽玛。但我们两个家族的故事,却以一种无法分割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我想这足以让我们,至少,比那两个偶然在维也纳一家咖啡馆相遇的陌生人,更亲近一些。”
飞机降落在维也纳机场时,丽玛感到一种奇异的双重情绪:回到熟悉安全之地的宽慰,以及一种”这个地方已不再是自己三十四年来所熟悉的’家'”的感觉。维也纳仍是她成长的城市,可短短一次探访之后,大马士革如今对她而言,已经成了某种远比这更深的东西——一种她从不知道自己需要、直到终于找到时才明白的根。
克拉拉早已在到达口等候,给了她一个久久的、用力的拥抱,而后才后退一步,担忧地端详着她的脸。
“你脸色太差了,丽玛。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你那些简短的短信根本说不清楚。”
那一天剩下的时间,两个朋友都待在丽玛的公寓里,丽玛把一切都详细地讲给她听:海迪杰,那座老宅,街头那个威胁她的男人,最后还有纳比勒揭开自己真实身份的那一刻。
故事讲完后,克拉拉久久无言,盯着自己已经凉透的咖啡杯出神。
“丽玛,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可能有些残忍,但我觉得我有义务问你:我们怎么能确定纳比勒说的都是真话?我们所了解的一切,都是从他一个人口中听来的。”
“我知道,”丽玛平静地说,”可是海迪杰完全独立地证实了故事中很大一部分,她甚至都不知道纳比勒的存在。而且我亲眼目睹了那场威胁,亲耳听见他警告我时声音里那份真实的恐惧。我不相信一个人会为了一个已故的父亲,为了他一生所经历的恐惧,凭空编造出这么多细节。”
那晚,克拉拉离开后,丽玛独自坐在她从克拉拉柜子里取回的那幅画前,久久凝视着拉米斯的面容,如今对她的人生、她的爱情、她那神秘的消失,已经有了完整而崭新的了解。
而后她拿起手机,拨通了叔叔卡迈勒的号码——这是她离开伊斯坦布尔以来第一次给他打电话。
他只响了两声就接了起来。
“丽玛!总算联系上你了,我一直非常担心。你现在在哪里?”
“在维也纳,卡迈勒叔叔。今天刚回来。”
她停顿了一下,鼓起勇气说出接下来要说的话。
“但我这次去伊斯坦布尔,不只是为了博物馆的工作,不像我之前告诉您的那样。我是去追查一位叫瓦法·纳贾尔的女人的遗产。然后我又去了大马士革,卡迈勒叔叔。我见到了海迪杰。”
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而沉重的沉默,那种沉默,是她认识叔叔这么多年来从未听过的。
当他终于开口时,声音已彻底变了样,疲惫不堪,仿佛许多年积压的重负忽然从他肩上卸落,而他再也无力独自继续承受哪怕一秒钟。
“这么说你现在都知道了,”他平静地说,没有否认,也没有任何试图逃避的意思。”我一直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只是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承受听见你说出这些话的这一刻。”
“您为什么从来都没告诉过我?”丽玛问他,感到泪水再一次涌了上来,”这么多年来,您一直让我活在对自己身份一无所知的状态里。”
卡迈勒长长地、疲惫地叹了口气。
“我自己也并非一开始就知道全部真相,丽玛,至少年轻时不知道。我的母亲——我一直以为她是萨勒玛——是在临终的病榻上才告诉我真相的,那时我才三十岁。她临走前只求我做一件事:保护这个家族,尤其要保护你,因为那时你刚刚失去父母不久,还只是个孩子,我想她认为那样的年纪知道这个真相会毁了你。”
他停顿片刻。
“还要提防那个男人,直到我母亲去世,他都还在密切监视着这个案子的任何风吹草动。”
“那个前军官,”丽玛说,”救了安瓦尔的那个人。”
“你连这个也知道了。”
丽玛感到叔叔的声音里,竟带着一种奇异的宽慰,仿佛在几十年独自承担这个秘密的孤独之后,他终于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是孤身一人。
“是的,我知道他,而且我对他的恐惧,远超你的想象。这么多年来,我发给你的那些简短的信息,我刻意与你保持的那些距离,原因都在于他。我一直害怕,如果我和你走得太近,一旦他怀疑我瞒着你什么值得揭露的秘密,你有一天会成为他的目标。”
丽玛静静地坐着,第一次真正理解了那道她一直感觉存在于自己与叔叔之间的玻璃墙:那从来不是她一直以为的冷漠之墙,而是一道保护之墙,用几十年无声的恐惧筑成。
“我需要知道一切,卡迈勒叔叔,”她终于说道,”关于这个人,关于他究竟做过什么,我需要知道全部。我不能就此止步,不能在看过、听过这一切之后就此止步。”
“我知道,”卡迈勒带着一种平静的哀伤说道,”或许这个家族终于到了该停止躲藏的时候了。我两天后就去维也纳,丽玛。我会当面把一切都告诉你,这本该是我很久以前就该做的事。”
两天后,卡迈勒如约抵达维也纳,丽玛站在到达大厅,以一种多年未曾有过的紧张注视着出口。他们上一次面对面相见,还是在她父母的葬礼上,那时她还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躲在一层厚厚的悲伤帷幕之后,透过它只能看见一张张模糊的、充满同情的面孔。
当他终于出现时,丽玛感到一阵轻微的震动: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一如既往地得体优雅,可他眼神中的某种东西,却与她这些年心里为他描绘的那个形象截然不同——那个疏远、冷淡、永远忙碌的形象。此刻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显得疲惫,带着一种她从未预料到会在他身上看见的、深切的人性脆弱。
他用力拥抱了她,一种不同寻常的力度,一个漫长而沉默的拥抱,仿佛想在这一分钟里,补偿他强加给自己这么多年的疏离。
“你长大了好多,丽玛,”他终于开口,声音略微哽咽,”而且我越看你,越觉得你像她。”
那一夜,他们在丽玛的公寓里坐到很晚,那幅画依旧挂在房间一角,以一贯的沉默注视着他们。
卡迈勒从行李中取出一份厚厚的文件,那是他多年来在沉默中默默收集的资料,从未有一天敢真正拿出来用。
“他叫法鲁克·马斯里,”卡迈勒说着,把一张旧照片放到桌上: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正式的军装,五官锐利,眼神冰冷。”那一夜拘押安瓦尔和萨勒玛的部门里,他是一位极有权势的高级军官。几年后,他忽然从军中退役,凭借自己广泛的人脉和掌握的敏感信息,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后来延伸到迪拜、贝鲁特和多个其他首都城市。”
“他到底在害怕什么?”丽玛问,盯着照片,努力从这张脸上,看出那个在大马士革昏暗街头、藏身于另一个男人身后威胁她的人。
“尽管他最终救了安瓦尔一命,但他救人的方式远远算不上干净,”卡迈勒带着明显的苦涩说道。”据我母亲所说,法鲁克并没有无条件地释放安瓦尔,而是在此后多年,把他当作各种非法交易的沉默证人,反复利用这个男人对再度被拘押的持久恐惧,逼他配合。安瓦尔直到去世前,始终记得那些足以彻底摧毁法鲁克·马斯里名誉的名字、日期和细节——只要它们有朝一日公之于众。”
丽玛忽然理解了这个故事一个她此前未曾预料到的新维度。
“这么说纳比勒本人,或许也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些危险的信息?”
“很有可能,是的。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法鲁克如今——就在安瓦尔去世仅仅两年之后——会有所行动,他大概开始担心,这个儿子继承的不只是悲伤,还有这些秘密,而且有一天可能会用上它们。”
丽玛久久看着叔叔,问出了从谈话一开始就一直萦绕在心头的问题。
“卡迈勒叔叔,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去正面对峙他?向当局举报?我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卡迈勒沉思良久,手指轻轻地、有些不安地敲打着桌沿。
“我想我们首先应该直接和纳比勒谈谈,当面,我们三个人一起。如果他真的持有父亲留给他的信息或文件,那可能是我们唯一能用来对抗法鲁克这般权势之人的武器。在一个这个人至今仍拥有广泛人脉的国家,我们不能指望官方途径。”
丽玛当即拨通了纳比勒的电话,并打开了免提。
“纳比勒,我叔叔卡迈勒现在和我一起在维也纳。我们需要尽快见一面,我们三个人。”
电话那头短暂沉默了一下。
“明天,”纳比勒终于说,声音里带着一种她从未在他身上听过的坚定,”我明天早上就到维也纳。我会带上我父亲去世前留给我的一样东西,我一直以为永远不会有合适的时机用它。也许那个时机终于到了。”
第二天清晨,纳比勒来到丽玛的公寓,手里提着一个看起来陈旧、做工精美、带着长期使用痕迹的小皮箱。他在门口站了一瞬,看见卡迈勒站在屋里,似乎与这个多年来一直站在这场沉默另一端的男人正面相对,让他有那么几秒钟的失措。
“卡迈勒先生,”纳比勒终于开口,谨慎而礼貌地伸出手,”我父亲常常提起纳贾尔家族,尽管他当然从未与您本人见过面,毕竟您出生在他消失之后。”
卡迈勒有力地握住他的手,眼中交织着复杂的哀伤与感激。
“你父亲用三十年的沉默,救了我们全家的命,尽管他自己承受了那么多。谢谢你今天能来,孩子。”
三人围坐在同一张桌前——正是那张最初摆放那只木盒子的桌子,这整段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纳比勒极为小心地打开他的皮箱。
“我父亲在去世前几周,把这个留给了我,”他说着,取出一叠已经泛黄的文件,有些是打印的,有些是用微微颤抖的手写就的。”他叮嘱我,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打开它:如果我有一天感觉到,法鲁克·马斯里,或任何替他效力的人,对某个还活着的人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他告诉我:’这些文件不是为了复仇,只是为了保护——如果有一天你需要保护自己,或任何其他无辜的人。'”
他极为谨慎地把这些文件在桌上一一摊开:一些旧官方文件的复印件,详尽的姓名与日期,几张银行收据的照片,上面赫然带着法鲁克·马斯里本人的签名,还有几个空壳公司的名称——据安瓦尔在页边手写的批注所说,”用来洗白那些一旦真相曝光就永远不该见光的交易款项”。
丽玛以修复专家审视古老文献的那种专业目光,仔细端详着这些文件,感到手中之物的分量:这已不再只是一个家族故事,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证,记录着真实的罪行,由一个被迫沉默多年的男人亲手记录下来。
“你父亲为什么从未用过这些东西?”卡迈勒问道,手微微颤抖地检视着其中一份文件。
纳比勒靠向椅背,望向远方片刻,仿佛在唤起对父亲的记忆。
“他一辈子都活在恐惧之中,卡迈勒先生。不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我,为了我母亲,为了任何可能因法鲁克报复而受到伤害的人。他常对我说:’复仇换不回我们失去的东西,只会让我们剩下的人陷入危险。’可在他生命的最后那些日子里,当他知道自己已时日无多时,他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他告诉我,恐惧或许该在他这一代人这里终结,而不该传递给下一代。”
丽玛久久静坐,手中翻转着一张1991年的银行收据照片,感到自己手中如今握着的,已确然是一件真正的武器,而不再只是一份一时的家族好奇。
“我们现在拿这些文件怎么办?”她问道,”交给当局?交给报社?直接与法鲁克对峙?”
卡迈勒与纳比勒对视了一眼,仿佛在交换一个彼此都还未敢明说的问题。
“我认为,”纳比勒最终缓缓开口,”对付法鲁克这样的人,最好的方式并不是可能让我们陷入危险的正面对抗,而是向他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这些证据确实存在,存放在安全的地方,而一旦我们任何一个人遭遇任何不测,它们将自动公之于众。像他这样的人,理解威慑的语言,远胜于理解直接正义的语言。”
丽玛缓缓点头,认同这个计划的逻辑,但另一个问题仍然压在她心头。
“那拉米斯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答案:她是否真的还活在这世上的某个地方?法鲁克是否知道一些至今没人告诉我们的、关于她命运的事?”
纳比勒久久望着她,眼中带着一种最后的犹豫。
“这叠文件里还有一张纸,我还没给你看,丽玛。是我父亲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亲手写下的,那时他已经真正不再畏惧任何事情了。我想你应该亲自读一读。”
他从那叠文件中取出一张小小的、被小心折起的纸,伸手递向丽玛,手微微颤抖。
丽玛用两只明显颤抖的手打开那张纸,这一次,她甚至不再试图掩饰这份颤抖。
字迹很虚弱,有些词句断断续续,像是一个明知自己手中的笔再也拿不了多久的人所写。
“致相关的每一位,如果命运有一天真的会把拉米斯的孙女,与这些文字联系在一起:
直到那个在检查站将我们拆散的夜晚过去整整二十年后,我才知道拉米斯真正的命运。那是2007年,那时我正以一个不属于我自己的名字,生活在法国南部的一座小城,收到了一封我从未预料到的来信——来自日内瓦的一位律师,他通知我,一位名叫’卡特琳·洛朗’的女士、法国国籍,在几周前去世,并留下遗嘱要求寻找我,把她一生珍藏的一本小小的书信本交给我。
卡特琳·洛朗,读到这些字句的人,正是拉米斯。她也被释放了,在长达数月的拘押之后,可条件与我如出一辙:永远消失,重新建立一个全新的身份,永远不再试图寻找我,或她的家人。她被以一场我从未完全弄清细节的秘密交易送往法国,在那里建立起一段平静朴素的生活,成了一所小学校的绘画教师,终身未嫁,也未曾生育。
她孤独地活着,每一夜都为一张她二十年未曾亲眼见过的脸画一幅画,而清晨又将它撕毁,唯恐有一天有人会因这些画而找到她。
我未能见到她。律师告诉我,她走得很平静,是在睡梦中,经历了一场短暂的病痛之后离世的。可她的那本书信集里,满满都是关于我们的记忆,关于我们从未实现的那些小小的梦想,以及一件远比这一切更重要、她在我们被拆散那天自己都还不知道的事:
她被捕的时候,已经怀孕数周了,却直到后来才发觉,而她决定,即便孩子长大成人,也永远向她隐瞒这个真相——生怕那孩子有朝一日,也会成为那些仍然畏惧拉米斯·纳贾尔这个名字重返人世的人的目标。”
丽玛停下了阅读,双手此刻剧烈颤抖。
“一个孩子?”她低声说,声音已完全哽住,”拉米斯有一个孩子?”
她继续读下去,心脏狂跳得几乎让她感到疼痛:
“她在日内瓦以另一个名字,把她抚养长大——一个女儿,生于1988年,就在她获释后的几个月。她给她取名叫’苏菲’,却在书信集里写道,她私下里总是称她为’丽玛’,那是一个她原本打算,若命运走上不同的道路,要给自己女儿取的名字。那个苏菲,拉米斯真正的女儿,据我所知,至今仍在世,生活在欧洲的某个地方,却对自己真实的出身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何等特殊而秘密的境况下降生的。”
那张纸从丽玛手中滑落,她静坐了好几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有一位姨母。名叫苏菲。拉米斯真正的女儿,对自己的一切一无所知,生活在欧洲的某个地方,或许离维也纳只有短短几个小时的车程。
“丽玛,”纳比勒小心地低声唤她,一只手轻轻搭上她的肩,”你还好吗?”
丽玛抬起眼睛看向他,泪水滑落在她脸上,那张脸此刻承载着一种她从未预料到的、全新的意义。
“这段旅程还没有结束,对吗?我有一位真正的姨母,在某个地方,甚至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我不能就这样放下不管。我必须找到她。”
三人一直围坐在桌前,直到深夜,商讨着两条必须同时进行的计划:如何寻找苏菲,以及如何在不让任何人再度陷入危险的前提下,向法鲁克·马斯里传递那份威慑的讯息。
“我们先从日内瓦那位律师入手,”纳比勒提议道,”2007年联系我父亲的那一位。他或许还在世,至少他的事务所可能还保留着那桩案子的档案。”
“我留有他的名字,在那封信里,”他补充道,一面在那叠文件中翻找,直到找到那封原始的信件:”律师让-皮埃尔·卢梭,事务所在日内瓦。”
丽玛用一双仍在微微颤抖的手,把这个名字写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我明天一早就联系他。可即便苏菲真的还活着,我该怎么告诉她?她对我一无所知,也对自己真正的身世一无所知。也许她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生活,不会想要它因为一个从天而降的陌生女人,突然告诉她——她所了解的关于自己的一切都是一场谎言——而彻底崩塌。”
卡迈勒望着她,眼中带着一种她未曾预料到的深切理解。
“你如今恰恰知道,发现这样一个真相突然降临是什么滋味,丽玛。也许这正使你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能以足够的温柔和智慧告诉她这一切的人。”
那天晚上,纳比勒离开之前,他们又长谈了许久,谈到了法鲁克·马斯里。卡迈勒提议,把这些文件复印成多份,分别存放在三个不同国家的律师那里,并附上明确的指示:一旦他们三人之中任何一人,或海迪杰,或将来找到的苏菲,遭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伤害,这些文件将自动公之于众。
“我会亲自给法鲁克送去一条信息,”卡迈勒以一种丽玛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决心说道,”我知道联系他的渠道,通过一位我多年来用来支付所谓’沉默费用’的中间人。我要让他知道,这个家族不再害怕了,任何再度威胁我们的企图,都会立刻招致我们所掌握一切信息的公开。”
那一刻,丽玛为叔叔感到一种奇异的骄傲——一个在恐惧之中度过了几十年的男人,如今在她眼前,彻底变成了另一个人,仿佛揭开这个秘密本身,反倒把他从一份他再也无力承受的重负中解放了出来。
第二天清晨,丽玛拨通了日内瓦卢梭律师事务所的电话。
一位秘书用一口正式的法语口音接了电话,告诉她卢梭先生多年前已经退休,不过事务所仍保存着他经手过的旧案档案,若要获取任何与”卡特琳·洛朗”案有关的信息,她需要出示正式的亲属关系证明。
接下来的几天里,丽玛陷入了一连串官方文件的漩涡:申请父亲的出生证明副本;通过从拉米斯那本旧皮面日记本中小心提取出的一缕头发,进行基因比对,以证明自己的血缘关系;还有与瑞士民事登记机构之间没完没了的正式往来函件。
这一路上的每一步都缓慢、疲惫,官僚气息浓重到几乎耗尽她的耐心,可每一次她都提醒自己,想起画中拉米斯的面容,想起安瓦尔写下的那句话:”她私下里总是叫她丽玛。”她感到自己如今承载的,是一份真正的托付,不再只是一时的个人好奇,而是对一个她素未谋面的女人许下的无声承诺——去完成她自己未能完成的事。
整整两周焦灼的等待之后,她收到了卢梭律师事务所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标题只有寥寥数语,却再次改变了一切:
“关于您对索菲·洛朗女士的查询——现有联系地址。”
这个地址指向法国阿尔萨斯地区一座宁静的小村庄,坐落在法德边境。丽玛在网上谨慎地搜索,得知苏菲·洛朗在一所小型高中担任美术教师,正如她母亲当年那样,自己却从来不知道,自己正沿着母亲的足迹前行。
丽玛决定独自踏上这最后一程,她感到若纳比勒或卡迈勒同行,可能会让一个对这段复杂历史一无所知的女人更加不知所措。她从维也纳搭上一列火车,漫长的旅途中,她一直在努力寻找恰当的措辞,一种最不至于造成冲击的方式,来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说出:”我是您的外甥女。您的母亲,并不是您以为的那个人。”
第二天清晨,丽玛站在那所小学校门前,以一种类似她初见那幅画时的紧张,注视着大门。终于,在午间课间休息时,她看见了她: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深色头发以一种优雅的随意挽在脑后,腋下夹着一卷画纸,而她的脸上,尽管细节与丽玛的容貌略有不同,却有着一种任何一位习惯精读面容的修复专家都不会看错的东西——同样弧度的眉毛,同样在思考时微微偏头的习惯。
丽玛迈着犹豫的步子走近。
“打扰一下,请问您是索菲·洛朗吗?”
那女人以礼貌的好奇打量着她。
“是的,是我。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丽玛犹豫了一下,而后决定,即便令人震惊,直截了当的坦诚也比任何迂回的开场白更好。
“我叫丽玛·纳贾尔。我知道这听起来会非常奇怪,可我掌握着一些关于您已故母亲的信息——关于她来法国之前的生活。我认为,您有权利知道这一切。”
苏菲的脸色骤然一沉,带着一种警惕与真切好奇交织的神情。
“我母亲从未提起过她的过去。她总说她不喜欢回头看。您到底是谁?您怎么会知道一些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关于她的事?”
“我们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谈吗?”丽玛温和地问道,”这个故事很长,我想好好地讲给您听,不必匆忙。”
两人在学校附近一家小咖啡馆坐下,丽玛从头开始讲起这个故事:那幅寄到维也纳的画,那份惊人的相似,伊斯坦布尔的那本日记本,大马士革的海迪杰,以及最后,安瓦尔·希勒米在去世前写下的那张纸条。
苏菲全程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脸上的神情渐渐从怀疑转为震惊,再转向一种远比这更深的东西——一种古老的哀伤,终于在多年无法解释的迷雾之后,找到了它真正的名字。
“她每晚都在画画,”苏菲终于低声说道,泪水静静地滑落在她脸上。”我一直以为她画的是风景,或者别的什么普通的东西。我从未见过她到底画的是什么,因为她画画时总是把房门锁上,而到了早晨,我什么也找不到,没有画,连废纸篓里也没有一点纸屑。我一直以为那是她一个奇怪的、从不细说的爱好,却从未明白其中的缘由。”
丽玛从包里取出那幅原画的照片——出发前用手机拍下的。
“我想她画的正是这个,一夜又一夜,画了整整二十年。她自己的脸,如她当年在大马士革时的模样,在一切改变之前。”
苏菲久久凝视着那张照片,而后抬眼看向丽玛的脸,又将目光重新落回照片上,在沉默中反复比较着两张脸。
“您和她真的很像,”她终于开口,声音颤抖。”而我……我想我现在在您脸上,看见了我每天早晨在镜子里都能看见、却从未真正理解其来源的东西。”
她犹豫地伸出手,握住了桌子对面丽玛的手。
“谢谢你,”她说,声音此刻已彻底破碎。”谢谢你没有让我余生都活在对自己、对我母亲真实身份的一无所知之中。”
在从阿尔萨斯返回维也纳的路上,丽玛接到了叔叔卡迈勒打来的电话,他的声音里透着一种她从未听过的复杂心情,紧张与释然交织。
“他收到消息了,”丽玛一接起电话,卡迈勒便立刻说道。”我通过同一个中间人,给他送去了那些文件的副本,并附上一句明确的话:另有多份副本存放在不同国家的三位律师处,若我们任何一人受到伤害——包括如今已成为这个故事一部分的苏菲——这些文件将立即公之于该地区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报纸。”
“他是怎么回应的?”丽玛问,心中充满紧张。
卡迈勒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本人当然没有直接回复,他这样地位的人不会亲自出面处理这种事情。可两天后,那位中间人给我打来电话,转达了一句极其简短的话:’不必再有更多紧张。往事就让它过去,现在也让它留在现在。让我们每个人都平静地过自己的生活。’我想这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示接受这场休战,丽玛,只要那些证据继续作为无声的保障存在着,而不真正被公之于众。”
丽玛感到一股释然涌遍全身,可这份释然中,也掺杂着一丝淡淡的苦涩。
“这么说,这样一个人,做了这么多事之后,竟然可以毫发无损地逃脱?”
“我知道这并不是完全的正义,丽玛,”卡迈勒以一种平静而睿智的语气说道,”可完满的正义,并不总是我们所能触及的,尤其是面对那些在他人的沉默废墟之上建立起自己商业帝国的人。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或许是另一种更重要的东西:一种真正的安全,属于我们,也属于我们之后的人,以及三十年来这个家族独自背负的、无声恐惧的终结。”
挂断电话后,丽玛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欧洲乡野,一片片绿色的田野与宁静的小村庄,以一种令人安心的节奏交替出现。
她回想起过去几周所发生的一切:一幅画随着一只木盒送到她门前;一张脸,在她出生前多年就已被画下,却与她自己分毫不差;一段旅程,从伊斯坦布尔到大马士革,又到阿尔萨斯,一条线索接着一条线索,直到整个故事完全展开:一段被禁止的爱情,一场孪生姐妹间的牺牲,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身份冒用,以及两个女人,各自在不属于自己的名字下,度过了完整的一生。
她拿出手机,看着自己临走前与苏菲一起拍下的合影——两个承载着同一个家族容貌的女人,在几十年非自愿的分离之后,第一次相聚。她感到一抹真正的笑意浮上脸庞,这是多日以来的第一次。
手机响起一条新消息。是纳比勒:
“你平安到了吗?我想知道和苏菲的会面进展如何。还有……我想在你回来后见你。我有件事想告诉你,这一次,和安瓦尔、拉米斯,或者这整个古老的故事都没有关系。”
丽玛读着这条信息,微笑起来,感到一股意外的暖意悄悄渗入胸口——这份暖意,与最初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那个谜团无关,而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在这几周不间断的通话、会面与共同经历的恐惧之中,已悄然生长起来。
丽玛在一个宁静的春夜回到维也纳,这座城市以她一直钟爱的那种淡淡的橙色暮光迎接她。纳比勒在火车站等着她,手里捧着一朵白玫瑰——看见它的那一刻,她想起那位老花商,在这一切开始的、遥远的那个夜晚,每天傍晚都向她推荐同一朵玫瑰,而她那次拒绝了,说那一周不需要花。
“你那时的判断可错得离谱,”她把这段回忆讲给他听时,纳比勒微微一笑,一面把玫瑰递给她。”其实那一周需要的,远不止一朵玫瑰——如果你当时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话。”
接下来的几天里,丽玛把那幅画带到博物馆的修复室,终于完成了她几周前就开始的工作:揭开约尔格在最初检验中提到的那层隐藏的颜料——就在画面右上角的那个位置。
她以克拉拉曾多次形容过的那种”修士般的耐心”工作着,用蘸湿的棉球轻轻拂过画布,一层又一层,终于显露出安瓦尔当年开始画下、又刻意覆盖起来的东西:一些细小的文字,以精致的艺术字体,藏在背景的阴影之间,是用阿拉伯文写就的,几乎已彻底褪去,若非丽玛的手清楚地知道该往哪里寻找,几乎无法辨认:
“致有朝一日会看见这张脸的人:
这段爱情未能在它的时代完整,但它从未真正结束。
请以你自己的模样看待它,而非曾经的模样,并继续走那条我们未能走完的路。”
克拉拉站在她身后,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发现,神情满是惊讶。
“丽玛,这……这说明他早在生命将尽之时,画下这幅画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它有一天会送到一个拥有拉米斯面容的人手中。”
“他并非确切地知道,”丽玛平静地说,依然凝视着那些新近显露出来的字句。”但他心存希望。他画下她,留给她一句话,坚信时间终会找到自己的方式,将它送到真正需要它的人手中,哪怕那需要再等三十年。”
完成修复之后,丽玛邀请了所有人来到她的公寓:卡迈勒,如今几乎每两周就来看她一次,那道曾隔开他们几十年的玻璃墙,如今已慢慢消融;纳比勒,他在她生活中的存在,已成了她无法想象少了他的每一周会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当然还有克拉拉,一路陪伴她走过这整段漫长旅程。
在屏幕上,通过一通视频通话,海迪杰的身影出现在画面里,来自大马士革,笑意盈盈;而另一块屏幕上,来自阿尔萨斯的苏菲也出现了,她答应下个夏天前往维也纳,与家族的其他成员第一次面对面相见。
丽玛在那一刻环顾四周:一个她从未想象过的家庭,散落在三个大陆、三种语言之间,最终因为一只在某个平凡的傍晚送到她楼下的木盒,而重新聚合在一起。她望向眼前挂着的那幅画,拉米斯的脸静静地凝视着她,可那双画中的眼睛里,此刻似乎带着某种不同于她第一次见到它那晚的东西——那画面中原本流露的不安,如今不再显得像一场悬而未决、永无止境的等待,而是一种平静的满足,仿佛这幅画穿越所有这些岁月所承载的讯息,终于送达了它真正等待的人。
那年夏天过得飞快,正如生活在经历多年无法解释的空虚之后终于重新丰盈起来时,四季总是会飞快流逝。苏菲信守承诺,在八月末抵达维也纳,行李中带着一幅她亲手为这次相聚特别绘制的小画:一个女人的脸,带着全然自由的微笑,没有一丝不安,也没有一丝等待——她从丽玛在伊斯坦布尔保险箱里找到的那张旧照片中获得了灵感:拉米斯在安瓦尔的画室里,1987年的夏天,一切改变之前。
众人在维也纳的博物馆里相聚,施泰纳教授特意为她们腾出一间小展厅——丽玛把这段故事的一部分讲给他听后,他深受这份罕见的人性深度所触动,那是他日常工作中鲜少能遇见的——为这段故事举办一场小型专场展览:拉米斯的原画,如今已完全修复,居于展厅正中央,一旁陈列着苏菲的新作,两幅画之间,一个小小的玻璃相框里,是那张把拉米斯与安瓦尔联系在一起的、遥远那个夏天的照片。
丽玛为这场展览取名,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叫做
“尚未画完的画”,
以纪念那句始终在她脑海中反复回响的话——贯穿她整段旅程始终:拉米斯与安瓦尔的故事,未能在他们各自的时代完整,却也从未真正终结,而是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在那些尚未出生的面容中,在那些故事最初的主人从未踏足过的城市里,继续被描绘下去。
在开幕的那个夜晚,丽玛站在精心挑选、为数不多的宾客之中:卡迈勒站在她右侧,纳比勒在她左侧,静静地握着她的手;苏菲与克拉拉在不远处,用生硬的法语交谈着,不时爆发出真诚的笑声。展厅一角悬挂的大屏幕上,海迪杰通过实时视频从大马士革出现,脸上带着明显的骄傲,她身后的画面里,隐约可见她那座大马士革老宅的内院一角——正是这整个故事真正开始的地方,几十年前。
丽玛望着眼前的原画,而后望向自己在画框玻璃上映出的模糊倒影——那正是她曾在维也纳公寓门厅那面镜子前做过的动作,在那只木盒送达后的第二天清晨。
那分明还是她自己,毫无疑问,一如当年那样。可她如今,已不再像那个遥远的夜晚那样,在那倒影的深处,看见另一张陌生的脸在凝视着她。那另一张脸,如今已经成为她的一部分,与她一直以来所认识的那张脸和解了,不再是它的陌生者,也不再与它分离,而是它自然的延伸——一个由三代女人共同承载的、连续的故事,她们拥有同样的容貌,同样的姓名,尽管各自度过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纳比勒静静地走近她,在她耳边低语:
“你在想什么?”
丽玛微笑着,看向他,而后又最后看了一眼那幅画。
“我在想,无论一幅画等待完成需要多久的时间,它最终总会找到那双将它完成的手。而有些故事,无论要穿过多少黑暗、沉默与延续数十年的恐惧,最终总能找到通往光明的路。”
那个温暖的夏夜里,两人久久并肩站在画前,而周围回荡着一个由古老秘密孕育而生的家族交织在一起的声音——阿拉伯语、德语、法语,交织成一片温暖的织锦,恰如这个故事的丝线,历经三十年、跨越三片大陆,最终在这间温暖的小展厅里,找到了它的完整——在这里,这幅画不再等待一封永远不会到来的信,而是终于在此庆祝,所有那些等待已久的讯息,一一送达。
全文完
努曼·巴尔巴里
德国 巴登-符腾堡州 巴克南
星期四
希吉来历1445年6月22日
公历2024年1月4日
长篇小说
第一章
下午四点将至,丽玛·纳贾尔把画笔搁在一旁,向后退了两步,凝视着摊在斜面画台上的那幅画。
这是一幅十七世纪的佛兰德斯画作,三周前送到博物馆的修复室,画面覆着一层发黄的清漆,把中央那张脸的细节遮得严严实实——一个女人坐在窗边,双手交叠在膝上,目光投向画框之外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仿佛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人。
“左下角还有一块顽固的污渍,”克拉拉说。她是修复室的同事,端着两杯咖啡走近。”你从早上起就没停过手。”
丽玛笑了笑,接过一杯咖啡。
“那张脸终于开始显出来了。你注意到了吗?底下那层原来藏着一种完全不同的表情。这个女人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在微笑,她……是不安的。”
“也许她在等一封永远没有寄到的信。”克拉拉呷了口咖啡说,”这些老画总是这样:一个故事被埋在清漆之下,而我们就用修士般的耐心,花掉半生去把它刮出来。”
丽玛轻声笑了。她的工作里,最让她着迷的正是这一刻——真相在层层堆积的时间与疏忽之下浮现出来的那一刻。
三十四年,不算长的一生里,有十五年是在这间安静的屋子里度过的,窗外是维也纳市中心一条铺着石板的街道。她把一张张被遗忘的脸,一点一点还给它们本来的模样。
她出生在大马士革,但从那座城市带走的,只是几片零落的碎屑:一座她已记不清模样的院子里飘着茉莉花的气味,一个女人在狭窄厨房里哼唱的声音,一只温暖的大手牵着她的小手穿过一条拥挤的街道。这些记忆像是被撕碎的照片,边缘永远缺失,无论她怎样努力,都无法把它们拼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四岁那年,全家移民,原因她从未真正弄懂过——每次问起,父亲总是格外谨慎,母亲则每逢有人无意中提到大马士革,便默默流泪,随即匆匆转开话题。一家人在维也纳安顿下来,父亲从一桩小生意起步,渐渐建立起安稳的生活。
后来,在丽玛十六岁那年,父母一同死于一场山路车祸——那天她正随学校去了一趟短途旅行,没有同行。多年来,她始终把这件事看作一种毫无道理、她并不配得的幸存。
从那个不祥的夜晚起,叔叔卡迈勒担起了抚养她的责任,尽管他大半时间都往返于迪拜与贝鲁特之间——一个成功而永远忙碌的商人,满足于定期的简短通话,和慷慨到足以覆盖她全部大学学费的汇款。可那些钱从未填补过她所失去的、真正的家的空缺。他待她始终和气、有礼、慷慨,却也始终隔着一段难以言说的距离,仿佛两人之间立着一堵透明的玻璃墙——看得见,却无论怎样都穿不过去。
“今晚的私人预展你来吗?”克拉拉打断了她的思绪,”拍卖行新开了一个展厅,有两件东西你可能会感兴趣——一批刚从伊斯坦布尔运来的叙利亚私人收藏。”
“也许吧,”丽玛头也不抬地说,眼睛仍停在画上。”这部分我刚做完,想在离开前先把这层定住。”
她又静静工作了一个小时,用蘸了溶剂的棉球轻轻拂过画布表面,一处处新的细节显露出来:左眼下一道浅浅的阴影,袖口绣着的一朵小花,一缕从画中未曾出现的窗户斜射进来的光,落在她的额际。正是这样的时刻让她彻底忘记时间——当一幅画从一片黯淡呆滞的表面,变成一扇通往整段人生的窗:那是某个人曾经活过、爱过、等待过的一生,或许至死都在等一样始终没有到来的东西。
部门主管施泰纳教授路过,他六十多岁,习惯在每天结束时巡视修复室。
“照旧是好活儿,丽玛,”他一面端详着画说,”对了,你听说拍卖行这星期到的那批叙利亚藏品了吗?好像是大马士革一个老家族的遗产,最后一位继承人在伊斯坦布尔去世后被清理出来的。凭你的背景,或许该去看一眼。”
“克拉拉提过一点,”丽玛说。那一刻,她感到一丝转瞬即逝的好奇,却未曾料到,几个小时后,这份好奇会成为一幕远比她想象宏大得多的场景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
“去看看吧,”施泰纳转身要走时说,”这些零散的收藏有时候藏着谁也想不到的意外。”
丽玛礼貌地笑了笑,没有接话。她那时并不知道,主管这句随口说出的话,竟会是一句精准得可怕的预言。
离开博物馆时已过七点,街道被维也纳这个季节特有的、她所钟爱的、淡淡的橙色暮光洗过。她照常步行回第九区的公寓,穿过运河上那座小小的石桥,途中在卖新鲜黑麦面包的面包店停了停,又在那位认识她多年的老花商摊前驻足。
“今天要一朵白玫瑰吗,丽玛小姐?”老人一如既往地微笑着问。
“不用了,谢谢您,费斯先生,今天不要,”她也微笑着回答,”我总觉得,这一周不需要花。”
她当时并不知道,迈着平静的脚步走向家门的自己,这句随口而出的话,错得多么彻底。
到了楼下,她看见看门人贝格尔先生——一位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年的老人——正等着她,脸上是一种她从未在他那张一向沉静的脸上见过的神情,困惑与好奇交织在一起。
“纳贾尔小姐,今天有您的一个包裹。说实话,我从没见过这样的。”
“包裹?我没订过什么东西,最近也不记得把地址告诉过谁。”
“反正不是普通邮差送来的,”贝格尔一面说,一面从柜台后取出一只长方形的木盒,外面裹着粗麻布,系着结实的黄麻绳。”一个长相古怪的男人,个子很高,天气这么暖还穿着深色大衣,话不多,只让我等您回来亲手交给您,说完就走了,我都没来得及问他的名字。盒子上没有寄件地址,没有邮票,连您的名字都不是像平常那样印出来的,而是手写的,字迹相当讲究。”
丽玛小心地接过盒子。
比她想象的要沉,木头很旧,散发着灰尘与岁月的气味,让她想起博物馆的库房。她低头看向封面上用深黑墨水写着的名字:
“丽玛·纳贾尔”
一手工整、精致的阿拉伯文字,更像是画家的笔迹,而非常人所写。下面还有一行稍小的字:
“须由本人独自开启。”
一阵轻微的寒意掠过她的手臂,尽管门厅并不冷。除了她所剩无几的亲人,没有人以这样正式的方式知道她完整的阿拉伯文姓名。
“谢谢您,贝格尔先生,”她说,努力显得比实际感受更镇定,”想必是哪位亲戚迟到的礼物。”
“也许吧,”老人说,眼神里却并不完全信服。”照顾好自己,纳贾尔小姐。那个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怪,我说不清到底怎么怪。”
她走上四楼的公寓,把盒子放在餐桌上,连大衣都没脱,就在它面前坐了许久,凝视着它,仿佛它是随时会自己动起来的活物。终于,她给自己倒了一小杯白葡萄酒,慢慢解开绳结,掀开木盖。
盒子里,裹着一层层洁白柔软的绢纸,是一幅不大的画,尺寸不过五十乘四十厘米。她用微微颤抖的手指,一层层揭开绢纸,驱使着她的,与其说是私人的情感,不如说是职业性的好奇。
然后,她看见了那张脸。
她的心脏停跳了完整的一瞬,房间里的空气仿佛骤然凝固。
那是一幅油画肖像,画中女子微侧着身子坐着,穿一件深蓝色连衣裙,领口简单的白色,深色头发松松地挽在脑后,带着一种优雅的随意。
可那张脸……
那张脸,分毫不差,正是她自己的脸。
不是转瞬即逝的相似,也不是可以用共同基因解释的家族相貌——每一处细节都完全吻合:左眉习惯性地微微扬起,比右眉高出一点,带着那种她熟悉的、无声发问的神情;嘴角右下方那颗小痣,分毫不差地落在它真正的位置上;甚至连她陷入沉思时习惯性地把头微微偏向左侧的样子——那个克拉拉早就注意到、常常提起的小动作——也一模一样。
丽玛缓缓坐到椅子上,双膝几乎撑不住她的重量,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画,仿佛在等那张画中的脸突然动起来,说出一句能解释这一切莫名其妙的话。
“这不可能,”她用阿拉伯语对自己低语——她在维也纳独处时,极少使用这门语言。”一定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
她闭上眼睛,一幅多年未曾造访的画面骤然浮上心头:一座铺着白石的小院子,一株茉莉沿着淡蓝色的墙攀爬而上,两个女人坐在一张木凳上,一个牵着她小小的手,另一个坐得稍靠后一些,隐在阴影里,无论她如何在记忆中努力拉近画面,都看不清那张脸。为什么这幅画面偏偏在此刻回来了?
她重新睁开眼睛,面对着眼前那张沉默的画中脸,感到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某种她直到今夜才知道其存在的东西——正在缓缓苏醒。
她取出随身放在工作包里的专业放大镜,开始以行家的眼光审视这幅画。颜料层无疑是古老的,布满细密而均匀的裂纹,业内称之为”龟裂纹”,与三十到四十年的年份相符。画布是一种厚重的亚麻布,正是那个年代中东某些特定画坊常用的材质。
她俯身细看下巴处阴影的处理方式,焦褐与浅红之间那道精微的过渡,这种技法她十分熟悉——出自八十年代在贝鲁特与大马士革兴盛一时的某个画派。这绝不是出自业余之手,而是一位老练画家的笔触,带着一种鲜明得几乎可以在千幅画作中一眼认出的印记。
她极为小心地把画翻转过来,查看背面。在粗糙的背衬布上,用一支已经褪色的铅笔写着一个清晰的日期,虽历经岁月仍依稀可辨:
“一九八七年秋”,下面是两个交缠在一起、颇具艺术签名风格的阿拉伯字母:
“阿·哈”
丽玛久久凝视着那个日期。她出生于一九九二年春天。而按照她这双训练有素的眼睛所见到的一切物证,这幅画竟是在她出生整整五年之前画成的——脸上的容貌,与她如今的面容分毫不差。
她立刻打电话给克拉拉,手指微微发抖。
“克拉拉,我需要你看一件非常奇怪的东西。现在,如果可以的话。”
不到二十分钟,克拉拉已经站在丽玛的公寓里,盯着那幅画,足足沉默了一分多钟,脸上的表情渐渐从好奇转为毫不掩饰的震惊。
“丽玛,”她终于低声说,语气紧绷,”这……是某种玩笑吗?”
“不是。我谁都没找过,我向你发誓。”
“可这就是你的脸,丽玛。分毫不差。连那颗痣都在一模一样的位置上。”
“还有这个背后写的日期……一九八七年。比我出生早整整五年。我核对了三遍。”
两个朋友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从各个角度反复检视这幅画,拿它和丽玛的旧照片比对,试图找出任何合乎逻辑的解释。最后,克拉拉提议丽玛把这幅画带去博物馆的织物与颜料分析实验室,以科学的精确度确定它真正的年代。
“我明天一早就去,”丽玛说,”但求你了,先别告诉博物馆里任何人。”
“当然不会。可是丽玛……这真的不让你害怕吗?有人知道你完整的阿拉伯文姓名,知道你脸上最细微的每一处,而你那时都还没有出生,然后又通过一个神秘的男人悄悄把这幅画送给你?”
丽玛对自己承认,自从掀开那第一层绢纸、看见那张既是她、又在某种她无法理解的矛盾中并非她的陌生女子的脸起,恐惧便已开始悄悄潜入她的胸口。
临走前,克拉拉说:
“我们理性地想一想。第一种可能:这也许是一幅近期高超伪造的画,专门做旧,用了你真实的照片。”
“我想过。可是颜料上的裂纹完全自然,不是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种造假手法能仿出来的。”
“那第二种,也许真的存在另一个女人,来自更早的一代,与你相像到这样惊人的地步。”
“可是那颗痣,克拉拉。还有那道眉毛。还有偏头的样子。这些不是泛泛相似的巧合。”
克拉拉沉默片刻,而后语气更加郑重:
“那就只剩第三种可能了——我想这也正是你从一开始就在心里盘算的:你家族里有人,或许整整一代人,向你隐瞒了什么根本性的事情。一个从未讲给你听的故事。而这幅画,还有寄画来的人,正试图打破那道古老的家族沉默。”
丽玛久久望着朋友,又望向那幅画,终于极其缓慢地点了点头,仿佛终于——哪怕只是在内心深处默默地——认同了她两个小时以来一直不敢正视的那个可能性。
克拉拉临近午夜离开后,丽玛独自留在公寓里,坐在画前直到很晚很晚。她试着看书,试着看点什么轻松的电视节目,试着做点简单的家务事让自己分心,可她的目光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去,仿佛被一种自有意志的力量牵引着,落在客厅一角画架上悬着的那张脸上。
在想到要打电话给叔叔之前,她坐到笔记本电脑前,搜索”阿·哈”配上”画家””大马士革””1987″,出来的却是一堆毫无意义的零散结果。她感到一阵渐渐升起的挫败——她本习惯于为每一件艺术品的真伪找到精确的答案,如今却发现自己在一个关乎她自己面容的谜题前彻底无能为力。
她犹豫着要不要不顾时差给叔叔卡迈勒打电话。他们之间的关系向来客气,却也向来疏远。这些年里,每当她问起大马士革童年的细节,他总是给出笼统而简短的答复,随即转开话题。
大约凌晨一点,她的电话突然响了。一个陌生号码,没有清晰的国家代码。
她终于接了起来。
“喂?”
对面沉默了一下,然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平静,那种平静里透着比字面更多的意味,说着一口流利标准的阿拉伯语,带着一种难以分辨来源的口音:
“纳贾尔小姐。晚上好。我希望你不要对还不认识的人,匆忙地问太多问题,太快地问。这世上并非每一种相似都值得立刻被揭开,也并非每一个古老的秘密都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打开。”
“你是谁?是谁把这幅画寄给我的?”
“我不是你此刻心里想象的敌人,但我也还不是你需要的朋友,至少现在还不是。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一切。但在那之前,把这幅画放在安全的地方,不要给任何人看。还有,求你了,现在先别为这件事联系你叔叔卡迈勒。”
一听到叔叔的名字,丽玛的心脏几乎真的停了一下。
“你怎么会认识我叔叔?”
“我希望你活着,希望你保持原样,在你还没准备好之前,你生活中的一切都不要改变。有人希望这幅画,以及它所承载的真相,永远被埋葬。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那你到底是谁?”
“因为有些真相,一旦被过早地、毫无铺垫地说出来,造成的破坏会远远大过它的价值。这一件事上,请你相信我:等到真正该来的时候,我不会让你一个人走这条路。”
“如果我拒绝等待呢?”
短暂的沉默。
“那我就不得不比原计划更快地行动,而这可能会让我们两个都陷入一种我们都还没准备好面对的危险。求你了,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
可电话已经断了,留她一人置身于公寓沉重的寂静之中,那一刻,唯一清晰可闻的,只有她自己的心跳声。
她在半明半暗的客厅中央站了很久,目光不停地在已经暗下的手机屏幕,和那张从房间一角平静凝望着她的画像之间来回游移,那平静仿佛毫不动摇——仿佛它从被画下的那一刻起,从她出生前整整五年起,便早已知道这一夜终将到来。
她还不知道,这通神秘的电话,不过是一张复杂网络中最初的一根丝线,接下来的几周,这张网将把她带往她几乎已不复记忆的大马士革,带往一个被小心翼翼掩埋了三十多年的家族秘密,带往一个她尚未谋面、却已在远处注视她多年的男人。
她终于走到沙发边坐下,像一个害怕的孩子那样用双臂抱住膝盖,在半暗的房间里久久凝望着那幅画,努力说服自己:这不过是一场天大的误会,清晨的阳光一到,一切自会真相大白。
然而她心底极深的一处——一处她直到那一夜才知道存在的地方——正在低语着截然不同的事:她这三十四年辛苦经营、早已熟悉且赖以为生的人生,即将发生根本性的、彻底无法挽回的改变。
第二天清晨,丽玛从一夜辗转难眠中醒来,发现手机上有一条短信,来自同一个陌生号码,恰好在凌晨四点整发出。信息只有短短一句,却足以让她浑身血液凝住:
“你不是唯一一个。”
这句话下方,附着一张刻意压低画质的小图片:那幅画的另一角度照片,显示出画作原本的一部分被小心地折叠、藏在木框背后,刻意避开了直视的目光——上面隐约可见另一张脸的轮廓,一个女人站在画面前景那位坐着的女人身后,面容尚未完成,仿佛画家在画到最后几笔时突然停了下来,或许是被什么打断了。
那张脸,竟也与丽玛的脸相似得令人不安——极其相似,却又不完全一样,若仔细分辨那些细微的差别,她训练有素的眼睛渐渐能捕捉得到。
她在小厨房里站了许久,清晨煮的咖啡渐渐凉透,她始终没有碰它。她试着给那个陌生号码回信:
“你是谁?画里的第二个女人是谁?”
可她在发送前又把这句话删掉了。她感到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是一步无法收回的错棋,置身于一场她还完全不懂规则的游戏之中。
她想起昨夜那通电话,想起那个陌生男人特别叮嘱她不要联系叔叔卡迈勒,想起一个令人痛苦的悖论——就在几小时前,她其实正打算这么做。他怎么会知道她会想到要联系他?
她看了看表,该出门去博物馆了,按照答应克拉拉的那样,把画悄悄带去分析实验室。可她忽然觉得,那还不够,她所寻找的答案,不会藏在一份关于画布与颜料年代的科学报告里,而在一个更遥远得多的地方——一个她已整整三十年未曾踏足的地方。
她把凉掉的咖啡放到一边时,忽然想起前一天施泰纳教授说过的话:一批叙利亚藏品运抵拍卖行,来自大马士革一个老家族的遗产,在其最后一位继承人于伊斯坦布尔去世后被清理出来。
一阵冰冷的寒意流遍她的全身。这真的只是巧合吗?还是说,有一条隐秘的线索,把那批神秘的藏品,与昨夜送到她手上的这幅画连接了起来?就在那一刻,她决定,今天早上第一站不去分析实验室——尽管她答应过克拉拉——而是先去拍卖行。
出门前,她站在公寓门口那面大镜子前,久久凝视着镜中自己的脸,仿佛在无意识中,把它和挂在身后房间里那张画中的脸做着比对。那分明还是她自己,毫无疑问,可她忽然觉得,那面镜子深处,似乎还有另一张脸在凝视着她——一张她从未见过、却又莫名熟悉的脸。
她关上身后的门,比平时更快地走下楼梯,包里小心地重新裹好那幅画,胸中盘旋着一个巨大的疑问,渐渐吞没了一整夜困扰她的所有细小疑问:
如果她并不像三十四年来以为的那样,只是一个生于大马士革、幼年移居维也纳的普通女人,那么她究竟是谁?
许多年来第一次,丽玛发觉自己认真地、这一次也是清醒地,考虑起前往大马士革这件事。
拍卖行坐落在维也纳市中心环城大道附近一栋典雅的石造建筑里,临街的高窗上垂着深色丝绒帘幕。丽玛在那扇华丽的玻璃门前站了整整一分钟才推门进去,努力回想自己一路上准备好的说辞:她只是以职业身份而来,一位出于工作习惯而好奇的修复专家,而不是一个追踪自己面容之影长达三十年的女人。
接待她的是一位四十岁上下、打扮得体的女人,自我介绍名叫”维罗妮卡·霍夫尔”,拍卖行东方部门负责人。
“纳贾尔小姐!真是意外的惊喜。施泰纳教授说您可能会来。请进,那批藏品正在后厅供私人预览。”
丽玛跟着她穿过一条挂满不同年代画作的长廊,感到自己的心跳快得远超一次寻常的例行公事拜访。走进展厅时,她在门槛边停了一下。
那些藏品陈列在铺着黑布的桌上:一只雕花铜盘、几本小型手抄本、一条古老的银项链,而最靠里的一张桌子上,立着三幅画,靠在一个木架上。
她放慢脚步,刻意走得更慢一些,努力不让紧绷着的胸口流露出丝毫紧张。
第一幅是一处果园的风景画,没有清晰的签名。第二幅画着一位戴土耳其毡帽的老人,看着像二十世纪初的作品。
而第三幅,让她整个人僵在原地。
那是一张不大的合影,原本是黑白照片,后来按那个年代的习惯,手工涂上了淡淡的水彩色。照片中是一整个家族,站在一座典型的大马士革老宅前,那扇雕花木门,与她在关于旧大马士革的书里见过的门极为相似。
前排坐着两个女人,几乎相像到近乎一模一样,穿着几乎相同的裙子,只有领口的细节略有不同,两人的手都搭在对方的肩上。
照片本身并不能证明任何具体的事,但那两张脸的轮廓,那种坐姿,那种像双胞胎般诡异的相似,让丽玛伸手去拿相框时,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她问道,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只是随口一提,而非紧绷难耐。
维罗妮卡走上前,看了看贴在相框背面的小小说明卡。
“很遗憾,随这批藏品送来的说明非常简略,大部分原始文件都已遗失,或未曾妥善保存。不过这里写着:’大马士革纳贾尔家族,约1965年。'”
丽玛感到脚下的地面微微倾斜。
“纳贾尔?这……这是我的姓氏。”
维罗妮卡真心讶异地扬起眉毛。
“真的吗?多巧的事!不过’纳贾尔’在中东是相当常见的姓氏,不是吗?也许并无真正的关联。”
丽玛没有回答。
她的目光牢牢锁在照片中那两个相似的女人身上,试图从她们模糊的面容里读出某种类似答案的东西。就在那两个女人身后,站着一个自信满满的中年男子,一只手搭在其中一人——坐在右边的那位女人——的肩上,那个姿态里带着的,与其说是父辈的温情,不如说是一种占有的意味。
“我能看看和这件藏品一起送来的其他文件吗?”她终于开口问道。”以修复专家的身份,或许我能帮忙把这批藏品的文献记录整理得更完善一些。”
维罗妮卡犹豫了一下,说:
“完整的档案保存在资料室,不过我可以给您看一份副本。来吧。”
她把丽玛带进展厅后面一间小办公室,在电脑屏幕上打开一份电子文件。
“这整批藏品是伊斯坦布尔一位律师送来的,代表一位上个月去世的女士的遗产,她是这个家族某个分支最后一位在世的成员。她的名字……在这里,’瓦法·纳贾尔’,生于1961年,在伊斯坦布尔去世,没有直系继承人。”
丽玛把这个名字读了三遍,仿佛只要盯得够久,那些字母就会在她眼前自行变化。
她这辈子从未听过这个名字,无论是从父亲口中,还是从叔叔卡迈勒口中,无论是在无意的闲谈中,还是在任何一次家庭聚会上。然而文件中写着这个名字的方式——旁注里那个用手写字迹划掉的旧电话号码——让她觉得,自己面对的并非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而是一块被刻意隐瞒了她一生的拼图碎片。
“我可以拿到你们联系的那位律师的信息吗?”她问道,努力掩饰声音里那丝细微的颤抖。”当然,纯粹是出于职业存档的目的。”
维罗妮卡带着一丝淡淡的好奇看着她,似乎已隐约察觉这不仅仅是一时的职业兴趣,却没有多说什么。
“当然,我把他的名片发给您。他叫奥纳尔先生,在尼相塔什区有一间事务所。”
维罗妮卡去找名片的当口,丽玛又最后看了一眼屏幕上那份遗产名下的藏品清单。有一项没有在展厅陈列,记录得极为简略:
“私人书信本一册,阿拉伯文,不列入拍卖,留待可能出现的继承人。”
她把最后那句话又读了一遍。
“可能出现的继承人。”
仿佛有人早已知道,哪怕是在这份枯燥的法律文件里,总有一天会有人前来寻找。
丽玛走出拍卖行时,正午的阳光依然高悬天际,可她却感觉自己像是从一条幽暗的隧道里钻出来,走进一片眼睛一时难以适应的强光。她在旁边的花园里找了一张石凳坐下,拿出手机想给克拉拉打电话,却停住了。
她想起昨夜那个陌生男人说的话:
“并非每一个古老的秘密都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打开。”
可即便如此,她却在一扇又一扇地亲手推开门,不感到一丝悔意,只感到一种日益增长的求知欲,仿佛三十三年来一直被搁置的问题,一下子全都在她心里苏醒了过来。
她看着维罗妮卡给她的那张小名片:
“奥纳尔·德米尔,律师,尼相塔什,伊斯坦布尔。”
她给克拉拉发了条短信:
“我今天不去实验室了。晚上跟你说所有的事。我要订一张机票。”
短信发出不到两分钟,手机就响了一声。不是克拉拉。
是同一个陌生号码。
“我注意到你去了拍卖行。我警告过你不要操之过急,不是要你止步不前。如果你真的决意要去伊斯坦布尔,在我们见面之前,别把你的全名告诉律师奥纳尔。我会在中央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明天下午四点。一个人来。”
丽玛久久盯着这条短信,一股寒意悄悄爬上她的指尖,尽管头顶的阳光正暖。他怎么会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知道她去了拍卖行?他是真的一直在监视她,还是拍卖行内部有人把她的行踪透露给了他?
她环顾四周花园里的行人,看向周围楼宇的窗户,第一次想到,此刻是否有一双眼睛正从某个她无法确定的地方注视着自己。
自从那只木盒送到她公寓门前起,这是她第一次感到,揪紧胸口的恐惧,不再仅仅来自谜团本身,而是来自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认知:她并不是像自己以为的那样,独自一人在黑暗中寻找真相——而是从一开始,就有人一步一步地,在同一片黑暗中与她并肩而行,只是她从未看见过他。
那一夜,丽玛陷在半梦半醒之间,在床上辗转反侧,脑海里一遍又一遍重新排列着同样那几块碎片:一张脸,一张照片,一个名字,一条短信。清晨她打电话把在拍卖行的发现告诉克拉拉时,电话那头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然后朋友才开口说话。
“丽玛,好好听我说。我知道你不会停下来,我也不会试图劝你——因为我太了解你了,知道那毫无意义。可我不能接受你独自一人,去见一个你一无所知的男人,在一家咖啡馆里,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的下落。”
“我出发前会把确切的地点发给你。我会一直待在公共场合。”
“这还不够,你自己也清楚。”
克拉拉在电话那头明显地叹了口气。
“至少,让我坐在同一家咖啡馆的另一张桌子,远远地,不让他知道我和你在一起。”
丽玛犹豫了一下,最终答应了下来,心底涌起一丝她甚至不愿向自己承认的宽慰——她其实真的害怕,比她愿意表现出来的要害怕得多。
赴约之前,丽玛顺道去了博物馆的分析实验室。她的老同事约尔格,专攻颜料与织物分析,正等着告诉她两天前她偷偷交给他检验的、取自画布边缘的一小片样本的结果。
“结果非常明确,丽玛,”约尔格一面翻着手中的资料一面说,”放射性碳测年和油画颜料成分分析,两者都清楚指向1985年到1990年之间。没有任何现代材料的痕迹,也没有任何已知造假技术的迹象。这幅画是真的,确实很老,正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
丽玛缓缓点头,仿佛她本就在等着这个结果,可当那份最终的科学结论真正传入耳中时,她仍感到胸口沉沉压上一层额外的重量。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余地,也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奢望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随时会被戳穿的骗局。
“还有一件事,”约尔格补充道,压低了声音,尽管实验室里只有他们两人。”我在表层颜料下面,右上角那个位置,发现一层极其淡薄的第二层痕迹。看起来画家原本在那里画了些什么,后来又刻意把它覆盖掉了,没有完成。不用红外线扫描做更专业的检测,我没法确定那到底是什么。”
三点四十五分,丽玛走进中央车站附近的那家咖啡馆,一个不大的地方,弥漫着深色木料与新鲜烘焙咖啡的气味。她挑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可以清楚地看到门口。克拉拉坐在几张桌子之外,假装专心看着手机。
四点整,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走了进来,如贝格尔所描述的那样身材高大,只是这一次他穿的大衣颜色偏浅,分量比她想象的要轻。他径直朝她的桌子走来,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四处张望,仿佛在进门之前就已经确切知道她坐在哪里。
“谢谢你来,”他一面在她对面坐下,一面说,声音和第一次通话时一样平静。他的相貌普通得有些令人不安——那种既不引人注目、又不容易被遗忘的五官,一双棕色的眼睛平静而沉着,里面盛着的,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一种古老的哀伤。
“我叫纳比勒。我现在不会告诉你我的姓——不是因为不信任你,而是有些原因,你以后会明白。”
“那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丽玛开门见山地问,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比实际感受的要坚定。
纳比勒微微一笑,笑意里带着一丝哀伤。
“你不必信我。我也没这么要求过你。我只求你听我说,然后自己判断。”
他向经过的服务员点了一杯咖啡,而后继续说下去。
“我认识瓦法·纳贾尔。我为她工作了很多年,从我还是伊斯坦布尔一个年轻人的时候起就是。她是一个背负着极其沉重秘密的女人,她生命最后的二十年,都在努力寻找一个正确的方式,把这个秘密传到你手上,却不至于在这个过程里毁掉你的人生。”
“她对我来说,算是什么?”丽玛低声问,忽然感到自己的声音几乎要背叛她。
纳比勒久久望着她,像是在用一台精密的天平,称量着接下来将要说出的每一个字。
“她是你外祖母的姐姐。你外祖母名叫拉米斯——如果我手上的一切证据都成立的话,她才是你真正的祖母,而不是你家族里那个你一直以为叫这个名字的女人。”
丽玛整个人僵住了。
“这不可能。我祖母在我出生前很多年就去世了,这一点我很清楚,我父亲有时会提起她。”
“你父亲,”纳比勒语气沉痛地说,”只知道部分真相,或许直到去世,都始终没能完全知道全部。那个抚养他长大、让他一辈子以为是自己亲生母亲的女人,是萨勒玛,拉米斯的孪生姐妹。她们在1988年,一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互换了身份,萨勒玛自己当时也以为,这不过是几个月的权宜之计。”
丽玛感到整个房间在缓缓旋转。
“那……安瓦尔·希勒米呢?”她问道,想起了那幅画背面的署名字母。
纳比勒的脸上第一次流露出真正的犹豫。
“他是那年秋天,在大马士革,为拉米斯作画的人。他也是……”
他顿了一下,像是在重新盘算此刻该说什么、什么该留待以后。
“他也是拉米斯在同一年十二月失踪的原因。自那以后,再没有人见过她活着。”
两人之间陷入沉重的沉默。远处,克拉拉神情明显不安地注视着这一幕,虽然听不见谈话的内容,却能清楚看出,那张桌子上正在揭开的,是某件极其重大的事情。
“所以萨勒玛,抚养我父亲长大的萨勒玛,她自己就是……”丽玛没能把这句话说完。
“我不知道拉米斯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全部细节,也不知道萨勒玛在其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正是瓦法生命最后几年里一直试图查明的事,直到病魔缠身之前。她留给你一本书信集,保存在伊斯坦布尔,她相信那里藏着她穷尽一生寻找、却始终未能完整找到的答案。”
丽玛久久望着他。
“为什么是你?为什么由你来告诉我这一切,而不是那位律师,或者我叔叔卡迈勒?”
纳比勒在座位上坐直了身子,几乎难以察觉地迅速环视了一下四周,那是长年活在警惕之中的人才有的习惯性动作。
“因为你叔叔卡迈勒,”他终于压低了声音说道,”正是那个绝不希望这个真相重见天日的人。而且多年来,他为让这个秘密永远如此,花费了相当大的力气。”
第二章
纳比勒在咖啡馆留下一张白色小卡片便起身离开,卡片上只手写着一个电话号码,没有姓名,没有地址。”到伊斯坦布尔以后再打这个号码,不要提前打。还有,求你了,今天听到的一切,一个字也别告诉律师奥纳尔。就让他以为你只是一位远房亲戚,来核实一下遗产,仅此而已。”
说完,他起身,在众多桌子之间悄然穿行,转眼便消失在中央车站熙攘的人群里,那速度快得惊人,仿佛对那地方的每一个出口都了如指掌。
那男人身影一消失,克拉拉立刻快步走了过来。
“丽玛,你脸色白得吓人。他跟你说了什么?”
丽玛沉默了片刻,试图从刚刚听到的这一切里找出一个开头——一个能让这个故事,在维也纳市中心一间喧闹的咖啡馆里、被大声讲出来时,仍显得合情合理的开头。终于,她把一切原原本本地讲给克拉拉听,朋友的眼睛越睁越大。
讲完之后,克拉拉久久没有说话,而后才低声开口:
“这么说,抚养你父亲长大的那个女人,不是你真正的祖母?你叔叔卡迈勒知道这件事,还隐瞒了几十年?”
丽玛缓缓摇头,那一刻,她已说不出更多的话来。
“丽玛,你不能把一个刚认识的陌生男人说的每一句话都当真。他可能在撒谎。也许他有什么你不知道的隐藏动机。”
“我知道,”丽玛终于说,”可是拍卖行里的那张照片,瓦法的名字,还有画背面写的那个日期……这么多细节,不可能全是编出来的。这里面有一条真实的线索,哪怕这个人未必事事诚实。”
回家的路上,丽玛又绕去了一趟博物馆,下到地下室的档案库——那里存放着几十年来历次展览的目录和与其他博物馆之间的文化交流记录。负责档案的是一位年长的女士,费尔特尔太太,多年来丽玛常来做研究,她对丽玛十分熟悉。
“我在找一位叙利亚画家的相关记录,他叫安瓦尔·希勒米,或许是八十年代末计划过的一次展览,”丽玛说,努力让这个问题听起来只是例行的学术查询。
老太太在她那台古旧的电脑和纸质记录里翻找了半个多小时,才捧回来一本单薄而落满灰尘的卷宗。
“只找到一件东西,”她一面说,一面把卷宗翻到某一页。”是我们博物馆和大马士革一家文化机构之间的通信,日期是1987年十一月,内容是筹备一位年轻有前途的画家的联合展览,这位画家名叫安瓦尔·希勒米,原定于1988年春天在维也纳举办。可这之后,通信突然中断了,没有任何解释。之后再也没有提到过这场展览,也没有说取消,好像那份档案就那么被合上了,再也没有重新打开过。”
丽玛看着卷宗里最后一封信的日期:1987年十二月十二日。
正是纳比勒说过的那个月份,拉米斯失踪的那个月份。
“我能拍一下这几页吗?”她问道,声音几乎哽住。
老太太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不知道这几张卷曲的纸,对眼前这个女人而言承载着怎样的分量。
那天夜里,丽玛坐在公寓里,笔记本电脑摊在面前,订票页面开着,手指悬在确认键上迟迟没有落下。
维也纳—伊斯坦布尔,两天后的早班机。
她望向挂在房间一角的那幅画,望向拉米斯那张——分毫不差就是她自己的脸,一时觉得画中那双眼睛正无声地鼓励着她继续走下去,不顾一切警告,不顾正在地平线上渐渐成形的、那模糊不清的危险。
她想起叔叔卡迈勒,想起这些年一次又一次简短的通话,想起自己一直以为不过是一个忙碌商人的疏远,如今在纳比勒所说的一切映照下,那份疏远忽然有了新的、令人不安的含义:一个背负着沉重秘密的男人,故意与她保持距离,因为他害怕有一天她会发现他隐瞒的东西。
她终于按下了确认键。
屏幕跳出一条绿色的订票确认信息。
关掉电脑之前,她犹豫了一下,又打开手机的通讯录,手指在”卡迈勒叔叔”这个名字上停留了许久。
她想起纳比勒最初的警告:”现在先别为这件事联系你叔叔卡迈勒。”
可她同时也觉得,自己就要动身去伊斯坦布尔,追查一个恰恰与他有关的秘密,却对他完全保持沉默,似乎也是一种背叛——即便,是他自己先背叛了她的信任,用这么多年的隐瞒。
最终,她没有打这通电话,而是选择发了一条简短的短信,措辞中立到不至于引起他的怀疑:
“卡迈勒叔叔,我要去伊斯坦布尔出几天差,是博物馆的工作。想让您知道一下。”
回复来得很快,比平常快得多:
“伊斯坦布尔?为了什么事?一切都好吗,丽玛?”
她把这条短信读了两遍,细细揣摩字里行间的语气,想在这些中立的措辞背后,读出真正的担忧。生平第一次,她感到自己读的不只是一位忙碌的远方叔叔发来的问候,而是一个男人在以他一贯礼貌而平静的方式,努力探明她究竟知道多少,又已经走到了哪一步。
她回了一句简短的话:
“一切都好。我回来就给您打电话。”
说完,她彻底关掉了手机,把它放进离床最远的抽屉里,仿佛想在自己和那个男人的声音之间,拉开一段哪怕只是象征性的距离——那是一个她生平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正了解过的人。
飞机在中午时分降落在伊斯坦布尔,天空是淡淡的灰,预示着一场尚未落下的雨。透过出租车的车窗,丽玛看着这座城市在眼前铺展开来:纤细的宣礼塔点缀着天际线,楼宇错落在起伏交叠的山丘上,几处古老的木屋固执而安静地抵抗着现代化的侵蚀。她从未来过伊斯坦布尔,一种奇异的感觉忽然浮上心头——她仿佛正走近某种门槛。这座城市,既不是她几乎不复记忆的大马士革,也不是她度过全部清醒人生的维也纳,而是一个中转站,仿佛命运特意选择了它,作为她穿越两段人生之间的那扇门。
她在尼相塔什区一家小旅馆落脚,离律师奥纳尔的事务所不远。抵达后立即联系了他的办公室,约定第二天上午见面。
在拨打纳比勒给她的那个号码之前,她在旅馆床沿坐了很久,努力平复心跳。终于,她按下了拨号键。
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接起,仿佛他一直拿着手机在等。
“平安到了,好。”
他停顿片刻,又补充道:
“律师奥纳尔是个正派人,这方面不用担心,但他对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一无所知,最好也让他继续这样。他处理瓦法遗产的事,纯粹是出于法律职责而已。”
“那你呢?”丽玛问,”你会陪我一起去见面吗?”
“不会。但我就在附近。见面结束以后,立刻打给我。”
律师奥纳尔·德米尔的事务所在一栋古老而典雅的建筑三楼,深色木质家具透着几十年未曾变过的气息。接待她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男人,穿着灰色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厚重的眼镜。
“纳贾尔小姐,幸会。请坐。”
他指了指桌前的椅子,桌上堆满整齐排列的文件。
“拍卖行的维罗妮卡女士告诉我,您想多了解一些瓦法·纳贾尔女士的遗产情况。”
“是的,”丽玛说,措辞极为谨慎,一如纳比勒所嘱咐的那样。”我的姓氏也是纳贾尔,我想或许我们之间有某种远亲关系。我只是想多了解一点瓦法女士的背景,如果可以的话。”
律师翻开面前一份厚厚的档案。
“瓦法·纳贾尔女士从八十年代末起便定居伊斯坦布尔,离开大马士革的原因,据我所知,她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多年来一直从事古董与艺术品交易。她终身未婚,没有子女。与叙利亚的亲属往来极为有限。她生命的最后几年身患绝症,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料理自己的私人事务和藏品。”
“她留下了具体的遗嘱吗?”丽玛问道,”既然她没有直系继承人。”
律师缓缓点头。
“这正是这桩案子不同寻常的地方,纳贾尔小姐。她把大部分财产留给了一家慈善机构,但特别留出一项,专门给她所说的’可能存在、且在她过世后五年内自行现身的继承人’:一本私人书信本,存放在这里伊斯坦布尔的一家银行保险柜里,并附有严格的指示——只能由能够证明自己与遗嘱中所指定姓名有关联的人开启。”
丽玛感到心跳骤然加速。
“那个名字是什么?”
律师直直地看着她,眼中闪过一丝压抑着的职业性好奇。
“瓦法女士在遗嘱中写道:’致拉米斯·纳贾尔唯一的孙女,无论她成长时用的是什么名字,无论她生活在哪个国家。她见到书信本里的那张脸时,自会认出自己。'”
事务所里陷入长久的沉默。律师目不转睛地打量着丽玛,仿佛此刻才第一次意识到,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或许并不只是一位碰巧姓氏相同、出于好奇而来的访客。
“我是……我是说,我的祖母,名字就叫拉米斯,”丽玛终于说道,感到这几个字从嘴里说出来分外艰难,仿佛她正说出一个几天前自己都不知道与她有关的名字。
律师靠向椅背,久久地凝视着她。
“那么我们现在就去银行吧,纳贾尔小姐。我想,我们要办的手续不少,还有一本书信本,已经等了您好些年了。”
银行的手续整整耗去了两个小时:身份核实、无数份文件签字、与总行工作人员反复通话以确认遗嘱的有效性。终于,丽玛独自一人被带进一间专供开启保险箱的小房间,面前是一只长方形的金属箱子。
她用微微颤抖的双手打开箱子。里面是一本厚厚的皮面本子,棕色封面在边缘已经磨损,而在本子开头两页之间,夹着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
她小心翼翼地取出照片。照片上是一位年轻女子,大约二十七八岁,站在一间画室前,身后散布着几幅画作,她露出一个真实而完整的笑容,与丽玛在那幅送来的画中所见的那种不安神情截然不同。照片一侧站着一个瘦削的男人,手里拿着画笔,目光并未看向镜头,而是看着她——那眼神所包含的意味,无需过多解释便能一眼看懂。
照片背面,以一手娟秀的女性笔迹写着:
“我和安瓦尔,在画室,1987年夏。一切改变之前。”
丽玛坐在那间寒冷的小房间里,凝视着照片上那张脸——那是她的祖母的脸——生平第一次,她感到自己正望着一面真正意义上的镜子,一面穿越时间、而非空间的镜子,映照回来的脸孔与她自己的容貌分毫不差,却也承载着她从未经历过的一整段人生:一段她未曾体验过的爱,一个她尚未探明的结局。
她用颤抖的手翻开本子的第一页,开始阅读。
本子上的字迹娟秀,略微向右倾斜,蓝色墨水在一些页面上已褪成浅浅的灰。这不是真正寄出过的信件,而是拉米斯写给自己的日常自白,或许也是写给某个她想象中的读者——她当年并不知道,那个读者将会是几十年后,坐在伊斯坦布尔一间银行冰冷小房间里的自己的孙女。
丽玛读着第一页:
“大马士革,1987年三月。今天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文化学会举办的青年画家展览上。他的名字那时还不为人知,只在一小圈艺术家中流传,可他挂在展厅最角落的那幅画,却让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他站在我身后,我听见他说:’你是唯一一个在这幅画前站了超过一分钟的人。’他叫安瓦尔。一个贫穷而固执的画家,脸上写满了无数个熬夜作画、睡眠不足的疲惫。”
丽玛停顿片刻,想象着那个画面:1987年大马士革的一间展厅,一个年轻女子站在一幅画前,一个男人用一句她当时并不知道日后将承载全部历史重量的话作了自我介绍。她继续读下去,一页页翻过拉米斯记录她一次次造访安瓦尔那间位于盖玛里耶区小画室的文字——他们在楼顶喝着茶,望着夕阳沉入倭马亚清真寺的背后,谈论艺术、政治,谈论那个他们梦想中、却尚未存在的国家。
“1987年九月。姐姐萨勒玛说我太鲁莽了,说安瓦尔不是家里为我设想的那种人。也许她是对的。可我从未在其他地方感受过,置身那间画室、在油画颜料的气味与他平静的讲述声中——他解释着为什么选这个颜色,而非那个,去填满画作一角的一小片阴影——时那种感觉。萨勒玛,我的孪生姐姐,比这世上任何人都更了解我,可她偏偏不懂这种感觉,或许她永远都不会懂。”
读到萨勒玛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拉米斯自己的笔下,而非从纳比勒口中听来时,丽玛感到一阵战栗。那么,是真的——那些起初听来像是天方夜谭的细节,竟全都是真的。
她整整读了一个小时,穿行在带着平静喜悦的页面与愈发不安的页面之间。拉米斯写到家人开始逼她嫁给另一个男人,一个来自富有而有权势家族的人,是父亲多年前替她选定的,从未真正征求过她的意见。她写到自己日益增长的恐惧,同时也写到,即便面对所有压力,她仍执意不肯放弃安瓦尔。
接着,她翻到一页,日期是十一月末,字迹比之前所有页面都更加凌乱不安:
“1987年十一月。我一直担心的事,今天终于发生了。父亲知道了安瓦尔的事,也知道那场原定在维也纳举办的展览,或许会让我们结婚,一起离开这个国家。他发了我从未见过的脾气,说’一个没有门第、没有财产的男人,永远配不上我们家的姓氏’,还暗示安瓦尔和某些’可疑的人’有来往——没有细说是谁,只是隐约提到,那些人在画作和私下的文字里公开批评当局,单凭这一点,若我和他的关系继续公开下去,就足以毁掉整个家族。萨勒玛站在我身边,在父亲面前替我说话,可我在她眼中看到一样我当时并不明白的东西:一种不只是为我担心的恐惧,而是对另一件更大的事的恐惧,一件她还没准备好和我分担的事。”
丽玛在这最后一句话上久久停留。
“不只是为我担心。”
字面之下还藏着别的东西——某种连拉米斯自己写下这些话时,都未必真正意识到的东西。
她翻页的速度快了起来,一种近乎恐慌的急切驱使着她,想找到最后几页,找到十二月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日记却在1987年十二月八日那一页戛然而止,篇幅比之前所有页面都短得多,字迹潦草匆忙,像是在真正的恐惧中仓促写下的:
“没有时间细说了。安瓦尔说我们必须在这个月底之前离开,说有人在监视他,他和我都已经不安全了。萨勒玛昨天提出了一个疯狂的计划,我从没想过她会为我做到这个地步。等我……”
最后一句话没有写完,像是被拦腰截断——仿佛就在那一刻,有一只手从拉米斯手中夺走了笔,又或许,从那一天起,她再也无法继续写下去了。
本子剩下的所有页面,全部空白。
丽玛久久静坐,那本日记摊开在她膝上,停在最后那一页,泪水不知何时已涌上眼眶——为一个她素未谋面的女人。可她忽然觉得,自己对这个女人的了解,竟胜过她此生认识的任何人,或许是因为,她在那些慌乱急促的字句里,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一种她十分熟悉的恐惧,一种明知一切警告仍执意去爱的坚持——竟与她此刻不顾一切人的劝阻、执意追查这个谜团的坚持,如出一辙,令人不安。
“一个疯狂的计划。”
丽玛把这几个字反复读了许多遍。
萨勒玛究竟做了什么?而她,拉米斯的孪生姐妹,后来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了那个地步——抚养一个体内流着姐姐的血、而非自己血脉的孩子,余生都在假扮他真正的母亲?
她极为小心地合上本子,把它抱在胸前静默了片刻,而后拿出手机,依约立刻拨通了纳比勒的号码。
“找到本子了,”她一接通电话,纳比勒便说,不是问句,而是肯定。”信到那儿就突然断了,对吧?十二月八日。”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准确?”
“因为瓦法亲口告诉过我,不止一次,在她生命最后的那些年里。她到死都在努力弄清楚那个日期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始终没能成功。可她在去世前几周,留给我一个地址,在大马士革,一位至今仍在世的老妇人,或许是唯一还知道那些最后日子里真相的人了。”
丽玛感到心跳再次加速,可这一次,不只是恐惧,更像是一种宿命般的必然。
“那么就是大马士革了。”
“是的,”纳比勒平静地说,”我想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是这样,甚至在我们于维也纳见面之前就知道。这个故事里的每一条线索,到最后都通向同一个地方。”
丽玛回到伊斯坦布尔的旅馆房间时,前往大马士革的决定——直到几小时前,还只是她脑海中一个模糊不清、反复摇摆的念头——如今已成为一件无可回避的事实。
她坐在床沿,凝视着摊开在面前的奥地利护照,一时想到一种奇异的悖论:她将以一个外国游客的身份,持着一本与她本无明显关联的护照,重返自己的出生之地,去寻找连真正模样都无从知晓的根。
她打电话给克拉拉,告诉她日记本里的发现,以及自己新的决定。克拉拉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用带着真切担忧的声音说:
“大马士革,丽玛?偏偏是这个时候?你知道那边的局势并不简单,你在那里也不认识任何人,连当地口语都说得不算流利。”
“标准阿拉伯语我说得很好,还有一些从叔叔那儿学来的方言。我会小心的,我向你保证。”
“那纳比勒呢?他会跟你一起去吗?”
“还不知道。他没明确说过。”
挂断电话后,她又拨通了纳比勒的号码。
“我想去瓦法留下的那个地址。你能帮我吗?”
对面短暂沉默了一下。
“我会把地址和那位女士的名字发给你:海迪杰,多年来一直是纳贾尔家族在沙固尔区的邻居,据我最新掌握的消息,她如今仍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可我没办法陪你一起去,纳贾尔小姐。我进入叙利亚……有些复杂的原因,现在还不方便细说。”
“那我一个人去。”
“我知道你已经打定主意了,不会再劝你。只是求你千万小心,而且不要向那边任何人提起你叔叔卡迈勒的名字。纳贾尔家族在大马士革仍有相当广的人脉,谁会把话传给谁,没人说得准。”
离开伊斯坦布尔之前,她的手机响起一通她未曾预料的来电:叔叔卡迈勒。
她犹豫片刻才接起,心想不接反而更容易引起他的怀疑。
“喂,卡迈勒叔叔。”
“丽玛!总算接了。我打了好几次都没打通。你在伊斯坦布尔还好吗?到底是什么工作把你带到那儿去的?”
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和气,可丽玛第一次,听出了话语之下那层轻微的紧绷。
“是博物馆的一件藏品的事,”她说,选了一个足够接近真相、听起来也足够可信的谎言。”在查一幅老画的来源,没什么特别的。”
“知道了。”他停顿了一下,又用一种谨慎的语气补充道,”你会一直待在伊斯坦布尔吗,还是另有别的计划?”
丽玛感到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无心,背后藏着一种他极力想要掩饰的真切不安。
“还不确定,”她说,故意避开正面回答,”如果工作需要的话,或许会去别的地方。”
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然后卡迈勒开口了,声音比之前更低沉,带着一种她从未在他身上听过的语气:
“丽玛,不管你在打算做什么,我希望你明白一件事:这么多年来,我所做的一切,或没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想保护你,别无其他。求你相信这一点,哪怕你现在还不能理解全部。”
丽玛僵在原地。
他从未如此明确地说过这样的话,从未如此直白地承认过有什么事情”需要理解”。
“卡迈勒叔叔,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她直接问道,感到这或许是他最接近全盘坦白的一刻。
可他立刻收了回去,仿佛意识到自己越过了一条本不打算跨越的界线。
“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照顾好自己,我就是这个意思。到了任何地方安顿下来,记得给我打电话。”
他在她能问出下一个问题之前,便挂断了电话。
丽玛握着手中沉默的手机,久久凝视,反复回想叔叔说过的每一个字,感到自己刚刚触碰到了一件远比她想象要庞大得多的事情的边缘——那样一件事,竟能让一向以沉着冷静著称的人,哪怕只是一瞬间,滑向近乎坦白的境地。
第二天清晨,丽玛站在伊斯坦布尔机场的候机队伍中,等待登上飞往大马士革的航班。她的手提包里,小心翼翼地包着拉米斯那本皮面日记本和那张小小的照片,而那幅原画,她留在了维也纳,存放在克拉拉公寓一只上了锁的柜子里——两人商量后,都认为把它带去大马士革是一种不必要的冒险。
排队等待时,她感到背后有一道目光紧盯着自己——那是她凭着新生的、对周遭一切格外敏感的直觉,渐渐能辨认出来的那种目光。她迅速回头,却只看见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来来往往的旅客,各自忙着自己的行李与手机。
或许只是幻觉,是这几天的紧张与睡眠不足所致。又或许,正如她越来越深地怀疑的那样,正如纳比勒在他们第一晚相见时所说的那样,她从一开始,便从未真正独自走在这条路上。
登机广播响起时,丽玛迈着依然坚定的步伐走向登机口,心里清楚,自己正跨过一道门槛,而门槛之后的人生,再也不会与从前一样了。
从数千英尺的高空望下去,大马士革在丽玛眼中,像是一片铺展在光秃山脚下的金色印记,中央点缀着一抹淡淡的绿——每一个叙利亚人都知道那是古塔,哪怕从未亲眼见过。
她把额头贴在冰凉的舷窗玻璃上,感到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在悄然涌动,那种感觉她从未体验过——与其说是记忆,不如说是比记忆更古老的东西,仿佛她的身体先于她的意识,便已认出了这片土地。
在机场入口处,她排在长长的护照检查队伍中,望着周围的一张张脸孔:归来的家庭、拎着疲惫行李的男人、在大人腿间嬉笑奔跑的孩子,尽管家长脸上写满了显而易见的疲惫。护照检查官问她此行目的,她答说自己是持奥地利国籍的游客,来参观古城的名胜古迹,说出这句话时,心底泛起一丝微微的苦涩——这不过是一个只对了一半的谎言:一个出生在这座城市的人,又怎能被称为”游客”?
她乘出租车前往盖玛里耶区一家她选定的小旅馆,离纳比勒给她的那个地址不算太远。透过车窗,这座城市一点一点在她眼前展开:狭窄的街道以一种自有秩序的混乱交织在一起,拥挤的市场里飘散着香料与新烘咖啡豆的气息,古老的石墙上留着几百年历史层层叠压、毫无规则的痕迹。
而后,车子在一个突然的转弯处,经过一堵古老的石墙,墙上攀爬着一大丛茂密的茉莉,即便隔着关闭的车窗,那香气也悄然渗透进来。
丽玛在座位上僵住了。
正是那股气息,分毫不差,正是她多年来在零散记忆碎片里反复造访过的那个院子的气息——那个她早已记不清确切模样的院子。
她闭上眼睛,那幅画面又一次浮现,与画抵达维也纳那夜她所见到的一模一样:一座铺着白石的小院子,两个女人坐在一张木凳上,一个牵着她小小的手。
可这一次,画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仿佛真正回到这座城市,重新打磨了这段遥远记忆的边缘。她看见那第二个女人——那个坐得稍靠后、隐在阴影里的女人——极缓慢地动了一下,把头转向她的方向,仿佛就要在这么多年的模糊之后,终于露出她的脸……
车子颠过路面上一个坑洼,丽玛猛然被拉回现实,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双手在包上沁出汗水。
“您没事吧,小姐?”司机从后视镜里问道,注意到她脸色骤然发白。
“没事,抱歉,走神了一下,”她说,努力让声音听起来正常。
在旅馆安顿下来、匆匆冲了个澡洗去旅途的疲惫之后,丽玛独自出门,打算在正式前往沙固尔区海迪杰家之前,先在老城里走一走——她决定给自己一点时间,平复方才在车里那阵突如其来的恍惚。
她穿过有顶的哈米迪耶市场,置身于熙攘喧闹的人群之中,商贩、顾客与本地游客交织往来,头顶是一片古老的铁皮屋顶,细细的光线从锈蚀的孔洞间透下来,像是大白天里洒落的点点繁星。她在卖首饰与铜器的摊位前站了片刻,想起了促成这整段旅程的第一幅画——那幅佛兰德斯画作,画中一个女人等着一封永远不会到来的信,忽然对命运生出一丝淡淡的自嘲:如今她也在等待着某种消息,只是这一次,她试图亲手向命运讨要答案。
她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倭马亚清真寺前的广场,久久伫立,仰望着两座高耸入云的宣礼塔映在澄澈的蓝天下。她想起日记本里的一句话:”在楼顶喝茶,望着夕阳沉入倭马亚清真寺的背后。”她环顾四周那些屋顶,猜想哪一处曾是安瓦尔的画室所在——那个见证了一段故事开始的地方,一段或许并未真正结束、而是以奇异的方式纠缠了整整三十年、直至此刻才终于牵到她自己身上的故事。
她站在那里的时候,忽然感到有一只轻轻的手落在她的肩上。
她猛地转过身,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眼前是一位年迈的女人,穿着一件朴素的黑色长袍,头戴白色头巾,脸上刻满岁月的深纹,带着悠长岁月的沧桑。她定定地望着丽玛,那目光丽玛一眼便认了出来——那是一种见到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一个本不该出现的地方时,才会有的眼神。
“我的天啊,”老妇人用阿拉伯语低声说道,手微微颤抖着抬起来,小心地触碰丽玛的脸颊,仿佛在确认眼前所见是真实的,而非幻觉。
“拉米斯?真的是你吗?过了这么多年?”
丽玛怔怔地站着,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回应这个她从未想过会亲历的时刻: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竟在倭马亚清真寺广场上,用她已故祖母的名字唤她,仿佛三十年岁月从未流逝过。
“我不是拉米斯,”她终于开口,声音颤抖,却努力保持镇定。”我叫丽玛,丽玛·纳贾尔。我想……拉米斯是我的祖母。”
老妇人久久凝望着她,眼中蓄满了尚未落下的泪水,而后双手掩住嘴,像是在竭力压抑一场即将迸发的哭泣。
“当然,当然了,孩子,我怎么可能忘记?拉米斯早在很久以前就走了,这我很清楚,可你的脸……你的脸忽然把我拉回了我以为早已随记忆一同埋葬的日子。”
她用黑色长袍的一角擦了擦眼睛。
“我叫海迪杰,孩子。多年来,我一直是你们家在沙固尔区的邻居。”
丽玛感到一阵战栗传遍全身。
“海迪杰?您……您正是我今天打算去拜访的人!”
她从包里取出纳比勒写下地址的那张小纸条。
“我们怎么……怎么会恰好在这里相遇,没有任何约定?”
海迪杰露出一个奇异而哀伤的微笑。
“这座古老的城市里没有巧合,孩子,我早就这么相信了。我每天这个时候都会经过这里,去做晌礼,已经三十多年了。或许命运一直在等着这一刻,让我们相遇。”
她握住丽玛的手,那份温柔,她已很久很久没有从任何人身上感受过。
“跟我回家吧,求你了。我有很多事要告诉你,我想,你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听这些的。”
海迪杰在沙固尔区的家,是一栋典型的大马士革老宅,一座小小的内院,中央是一座早已干涸多年的石制喷泉,一角有几株柠檬树投下阴凉。
两人在喷泉旁铺着软垫的座椅上坐下,海迪杰的女儿端来一盘茶和甜点。
“你们家就住在隔壁,”海迪杰开始讲述,目光飘向遥远的记忆。”我和拉米斯、萨勒玛年纪相仿,我们从小就是朋友,常常就在你现在坐着的这个院子里一起玩耍。”
她停下来喝了一口茶,像是在积攒继续说下去的勇气。
“拉米斯和萨勒玛的外表相似到令人惊奇的地步,可她们的性情却截然不同。拉米斯是个爱幻想的人,勇敢得近乎鲁莽,喜欢绘画和诗歌,喜欢一切不落俗套的东西。而萨勒玛务实、谨慎,爱姐姐爱到近乎痴迷,却也总是过分为她担心。”
“那安瓦尔呢?”丽玛问道,再也无法继续等待下去。
海迪杰脸色骤然沉了下来。
“安瓦尔·希勒米,是的。一个天赋很高的画家,可他也是个不惧说出心中所想的年轻人,哪怕是在一个沉默比言语更安全的年代。他常和一小群朋友聚会,都是年轻的作家和艺术家,谈论着变革,谈论着自由,谈论着那些在那个年代会招来不喜欢听这类话的人注意的事情。”
海迪杰缓缓地把茶杯放回小桌上,动作沉重。
“拉米斯和萨勒玛的父亲,哈立德大叔,是个有身份、有人脉的人,他担心女儿和安瓦尔的关系会给整个家族招来安全部门的注意。他试过一切办法阻止这段感情:先是威胁,接着以另一门婚事引诱,再后来又一次威胁——这一次,情势严重得多。”
“十二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丽玛问道,声音几乎哽咽。”我在拉米斯的日记里读到,她打算和安瓦尔一起私奔,萨勒玛提出了一个计划……可日记恰恰在那里戛然而止。”
海迪杰久久望着丽玛,脸上分明是内心的挣扎——仿佛三十年的沉默之后,她正在决定,开口的时刻是否终于到来。终于,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十二月十八日那天夜里,”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只是气息,”拉米斯本该和安瓦尔一起逃往贝鲁特,再从那里去往欧洲——他在维也纳的那场展览,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体面的出国理由。萨勒玛,和姐姐长得一模一样,提出留在大马士革,冒充姐姐几天,好确认拉米斯已经安全抵达、没有人马上察觉她的离去,从而扰乱任何可能的追踪。”
海迪杰停顿了一下,这一次,她的眼中真正涌上了泪水。
“可有人起了疑心。半夜,几个男人来到家里,指名要找拉米斯,却找到了萨勒玛,并且——哪怕只有短短几个小时——他们以为自己抓住的正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
“他们对她做了什么?”丽玛低声问道,明白自己即将听到整个故事中最危险的部分。
“他们扣押了她整整两天,”海迪杰说道,声音渐渐哽咽,”才发现搞错了人,才把她放出来。可她从那两个夜晚里走出来的时候,已经彻底变了一个人,再也不是我认识了一辈子的那个女孩。后来她得知拉米斯根本没能到达贝鲁特,安瓦尔也在路上失踪了——从那一刻起,萨勒玛内心某个东西碎了,再也没能拼回原样。”
院子里陷入长久的沉默,只有柠檬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丽玛感到自己的心跳仿佛落到了喉咙口,整个世界都收缩成了眼前这一方小院、这座干涸的喷泉,以及这个终于第一次讲述她真正家族故事的、几近破碎的声音。
“请继续讲,”丽玛低声说,”我想知道全部,无论多么艰难。”
海迪杰深深地叹了口气,仿佛要把积压多年的重量从肺腑中一并吐出。
“我们从来不知道那一夜,拉米斯和安瓦尔到底遭遇了什么全部细节,直到今天,街坊里也没有人真正确知。我们所了解的,只是后来从一些曾在同一个机构工作过的人那里辗转听来的:他们两人在通往贝鲁特的路上,离边境只剩一小时车程时,被一个检查站拦下。车里装着安瓦尔展览用的画作和艺术品,单是这一点,就足以引起怀疑。”
“后来呢?”丽玛问道,尽管她的心几乎不愿听到答案。
“两人都被拘押了,”海迪杰说,”但我不清楚他们究竟被带去了哪里,那次拘押持续了多久。这些年流传下来的说法互相矛盾:有人说他们几周后就被释放,最后设法秘密离开了这个国家,却再没敢联系任何人,怕给家族带来更大的祸患。也有人说,安瓦尔从未获释,他的下落至今仍是个谜。”
丽玛望着海迪杰的脸,想从中读出那个老妇人始终不敢直白说出口的答案。
“那您呢,在您心里,更相信哪一种说法?”
海迪杰低头良久,而后终于抬起头,眼中带着一种近似歉意的神情。
“我相信他们之中,有一个人活了下来,孩子。不然我该如何解释,几个月后传到哈立德大叔耳中的那个消息:他的女儿还活着,可是永远不会回来了,为了她自己和所有人的安全,全家人必须彻底忘记她。”
丽玛感到滚烫的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她甚至没有察觉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哭的。
“这么说,她也许还活着?也许在这世上的某个地方?”
海迪杰伸出手,温柔地握住丽玛的手。
“三十年过去了,孩子,如果她还活着,如今该和我年纪相仿了。我不知道她这些年是否曾鼓起勇气联系过谁,也不知道她是否至今仍心存恐惧。可有一件事我很确定:另一位纳贾尔家的姐妹瓦法,萨勒玛与拉米斯的妹妹,后来搬去了伊斯坦布尔,她也一直相信这个可能,穷尽一生寻找任何一丝痕迹,能证实或否定这个猜测。”
第三章
“那萨勒玛呢?”丽玛在一阵长久的沉默后问道,”她后来怎么会用了整整一生,去冒充自己妹妹的身份?”
海迪杰又端起早已彻底凉透的茶,喝了一口。
“拉米斯失踪之后,整个家族都垮掉了。阿布·哈立德一直以为,阻止女儿嫁给她所爱的人,是在保护这个家,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永远失去了她,他余生都背负着这份愧疚,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胸口。她们的母亲几个月后就病倒了,想必是伤心所致,不到两年便去世了。”
“于是萨勒玛就一个人留了下来,”海迪杰接着说,”背着那个她本只打算冒用几天的姐姐的名字,却不知如今该如何摆脱它——为时已晚。街坊邻里那些不了解全部内情的人,早已习惯了’拉米斯’是留下来的那一个,’萨勒玛’才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出逃、失踪的那一个。要纠正这一点,就意味着要重新打开整个案卷,让家里剩下的人再度陷入无人愿意承受的新危险。”
“等到她结婚,生下我父亲的时候……”丽玛说,感觉那些碎片终于一一归位,”所有官方文件上,她登记的本就是’拉米斯’这个名字。”
海迪杰深深地点了点头,神情满是哀伤。
“正是这样,孩子。她以妹妹的名义结婚,以妹妹的名义生育,最终也以妹妹的名义死去,一辈子背负着一个远比常人所能承受还要沉重的秘密。你父亲,愿主怜悯他,一生都以为自己的母亲就是真正的拉米斯,而她真正的姨母,却始终顶着那个属于她自己的名字生活。”
丽玛久久静坐无言,努力消化着自己方才听到的这一切分量:她的整个人生,她所承袭的姓名,她成长其中的这个家庭,竟全都建立在一场持续了三十年的、出于无奈的身份冒用之上——那场冒用最初,不过是为了保护一个深爱的姐姐,而设计的一个仅打算维持数日的绝望之计。
“卡迈勒叔叔,”她终于开口,一缕新的不安开始在心头交织。”我父亲和叔叔都是萨勒玛亲生的,是吗?那么他也知道这一切?”
海迪杰第一次在这段对话中显出明显的迟疑。
“卡迈勒是最小的孩子,直到那一夜过去六年之后才出生。我不知道他是何时、又是如何得知这个真相的,如果他真的完全知道的话。但有一件事我很清楚,孩子,我觉得有责任提醒你:几年前,曾有一个男人到这一带打听那一夜的详情,他随身带着一张商业名片,上面印着迪拜一家贸易公司的名号。我问他为谁效力,他犹豫了一下,回答说他为一位叙利亚商人工作,那人名叫卡迈勒,想确保’没有人翻出旧事、损害家族的名誉’。”
丽玛在日落时分离开海迪杰家,身后的城市渐渐沉入大马士革在这个时刻特有的那种金色光晕里。
她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双腿,仿佛这几个小时里听到的一切,已经把她的身体从一切直接的现实感中抽离出去。
临走前,海迪杰只请求她做一件事:去拜访一下隔壁那座老宅——尽管它多年前就已经卖给了别的人家。
“如今的主人是个好心人,”海迪杰说,”他很熟悉我,如果你告诉他你是当年建造这座房子的那个家族的孙女,他不会介意的。”
丽玛站在那扇雕花木门前,在脑海里把它与她在维也纳拍卖行看到的那张照片一一比对:分毫不差,正是同一扇门,尽管新刷上去的一层层油漆试图掩去它真实的年岁。她犹豫地敲了敲门,来开门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一听说她来访的缘由,便热情地欢迎她,让她走进那座她一生中曾在零碎记忆里反复造访的内院。
那院子比她想象中的要小得多,但毫无疑问,正是同一座院子:铺着的白石虽已在几处磨损,那面刷成淡蓝色的墙,颜色如今也变得略有不同。她始终未能找到那株一直伴随着她记忆的茉莉树——房主告诉她,多年前就已被砍去了。可她仍站到了那张早已不复存在的木凳原本所在的位置,闭上眼睛,那一瞬间,她感到一只温暖的小手正握住她的手。
回旅馆的路上,夜色已彻底降临,丽玛注意到一辆黑色轿车正在她身后不远处缓缓行驶,车速几乎与她在人行道上的步伐一致。她努力不表现出内心的不安,忽然拐向一条狭窄的岔道。
那辆车又跟了几米远,然后突然停下。
一个高个子男人从车里走了出来,穿一身深色西装,迈着沉稳的步伐朝她走来。
丽玛的心脏几乎在胸腔里凝固了。她一瞬间想要大声呼救,可这条街在此刻近乎空无一人。
“纳贾尔小姐,”那男人开口道,语气平静,却透着一种彻头彻尾的冷漠,没有丝毫暖意——与纳比勒那沉稳而带着哀伤的声音截然不同。”您这趟大马士革之行,引起的关注比您想象中要多得多。我诚恳地建议您结束这趟小小的旅程,回到维也纳,回到您平静的生活中去,免得把自己卷入不属于您的事情里。”
“你是谁?”丽玛问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比此刻内心真正的颤抖更有力量。”是谁派你来的?”
那男人露出一个冰冷的微笑,笑意始终没有到达眼底。
“我不是来自我介绍的,也不是来告诉您任何名字的。我在这里,只是为了传达一句简单明了的话:有些门,当初关上是有充分理由的,而那些试图重新把它打开的人,往往会为此后悔——不只是他们自己,还有他们所爱的人。”
听到”他们所爱的人”这几个字,丽玛感到一股真切的寒意流遍全身。
“这是威胁吗?”
“这是善意的忠告,纳贾尔小姐,真诚的忠告。好好享受您在大马士革剩下的行程吧,若您愿意,不妨去看看那些名胜古迹,然后回家去。不必再去追查那些古老的家族往事了,那些故事真正的主人早已作古多年,惊扰他们的安眠,也不会有任何好处。”
说完,那男人从容转身,回到车上,车子驶入昏暗的街道,消失不见,只留下丽玛独自站在原地,全身颤抖不已,尽管那是一个温暖的春夜。
丽玛几乎是跑着回到旅馆的,关上房门后靠在门上站了好几分钟,努力平复自己急促的呼吸。最终,她拨通了纳比勒的电话。
“刚刚发生了一件事,”她说,声音仍在颤抖。她把那场对峙的每一个细节都讲给他听,对方在电话那头始终静默地听着。
她讲完后,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而后纳比勒终于开口,声音里带着她从未在他身上听过的忧虑。
“这比我预料的要快得多,也危险得多。我没想到他们会行动得这么迅速。”
“‘他们’是谁?是我叔叔卡迈勒吗?”
“我不认为你叔叔会派人在大马士革的深夜街头威胁你,丽玛。这不是他的做法,而且这样粗暴的方式,对他毁坏家族名誉的风险,也完全不符合他的利益。”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深思接下来该如何措辞。
“我想这个故事里还有另一方,丽玛,一个我们此前还不知道存在的角色,一个远比单纯保护一个家族名声,拥有更深利益、要让安瓦尔·希勒米的故事永远埋葬下去的角色。”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丽玛,你必须尽快离开大马士革,如果可能的话,明天一早就走。等你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会告诉你,我真正害怕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一直对此保持沉默。”
那一夜,丽玛只断断续续地睡了几个小时,清晨一早便订了当天最早一班离开大马士革的航班——这一次,先飞往贝鲁特,再从那里辗转其他行程。
离开这座城市时,她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沉重感:直到几天前,它还只是记忆中一个模糊淡去的名字,可如今,短短几天之内,它已成了承载她真实人生一切秘密的地方。
出发前,她通过电话与海迪杰道别,两人相拥而泣了许久——两个直到昨天还彼此陌生的女人,如今却被一种难以言说的纽带联系在一起。
“等一切平息下来,回来看我,孩子,”海迪杰说,”大马士革也是你的城市。我不会让任何人使你忘记这一点。”
在贝鲁特机场等候转机飞往维也纳时,丽玛依约给纳比勒打了电话。
“这么说你平安抵达了,”他说,声音里第一次听起来真正松了一口气。”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一直害怕的到底是什么了。”
丽玛在候机厅一处安静的角落坐下,竭尽全身心地倾听。
“安瓦尔·希勒米并没有在1987年那条路上死去,”纳比勒缓缓说道,像是在多年的沉默之后,郑重地斟酌着每一个字。”他被拘押了很长时间,遭受的对待极其残酷,细节我现在不想细说。可那个部门里一位地位颇高的军官,出于某种他从未透露的私人原因,决定救他一命,而不是让他像那个年代许多人一样,任由命运走到终点。最终,他被秘密释放,但附有一个不可撤销的条件:永远消失,彻底放弃他原本的姓名和身份,余生绝不能与拉米斯或她家族的任何人有任何联系,无论发生什么。”
丽玛感到心脏骤然一停。
“那拉米斯呢?”
“她的命运,我至今仍无法完全确定,”纳比勒说,语气里带着真切的哀伤。”安瓦尔本人也始终不知道,那一夜他们被拆散之后,她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余生都背负着这个问题,像一道从未愈合的伤口。”
“你把这些细节记得如此精准,纳比勒,”丽玛在短暂的沉默之后说道,感到他讲述的方式里似乎隐藏着比他所说更深的真相。”远远超出一个只为瓦法效力的普通职员所能知道的程度。”
电话那头陷入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长的沉默。
“因为安瓦尔·希勒米,”纳比勒终于开口,声音几乎哽咽,”是我的父亲,丽玛。他余生都用另一个名字,在另一个国家生活,后来娶了别的女人,生下了我。可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每晚都还在念叨着拉米斯——每当他以为我已经睡着、听不见的时候。”
丽玛僵坐在座位上,好几秒钟说不出一个字。
“你……你是他的儿子?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
“因为我父亲两年前才刚刚去世,丽玛,而他直到死亡证明上,用的都还是一个假名。也因为当年救他一命的那个军官,如今几十年过去,已经成了一个极有权势的商人,他至今仍在密切关注任何试图打开这桩旧案的动向,生怕当年他所做的一切被人揭露——无论是救我父亲一命的那一部分,还是另一部分,那更黑暗得多的部分,我父亲从未向我明说过的部分。”
丽玛感到谜题的一小块碎片终于清晰起来。
“那个在街上威胁我的男人,就是替这位前军官办事的?”
“我猜是的。这比我对你叔叔卡迈勒的担忧要可怕得多。这个人有能力、也有权势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的秘密,丽玛,这些年来,他已经对好几个试图接近真相的人这么做过了。”
丽玛深深吸了一口气,努力消化这最后的揭示。
“那么我们……你和我,不是血缘上的亲人?”她问,即便在问出口的那一刻,也觉得这个问题有些荒谬,可她还是需要确认。
纳比勒发出一声轻轻的、带着哀伤的笑,这是她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真正的笑声。
“不,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丽玛。但我们两个家族的故事,却以一种无法分割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我想这足以让我们,至少,比那两个偶然在维也纳一家咖啡馆相遇的陌生人,更亲近一些。”
飞机降落在维也纳机场时,丽玛感到一种奇异的双重情绪:回到熟悉安全之地的宽慰,以及一种”这个地方已不再是自己三十四年来所熟悉的’家'”的感觉。维也纳仍是她成长的城市,可短短一次探访之后,大马士革如今对她而言,已经成了某种远比这更深的东西——一种她从不知道自己需要、直到终于找到时才明白的根。
克拉拉早已在到达口等候,给了她一个久久的、用力的拥抱,而后才后退一步,担忧地端详着她的脸。
“你脸色太差了,丽玛。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你那些简短的短信根本说不清楚。”
那一天剩下的时间,两个朋友都待在丽玛的公寓里,丽玛把一切都详细地讲给她听:海迪杰,那座老宅,街头那个威胁她的男人,最后还有纳比勒揭开自己真实身份的那一刻。
故事讲完后,克拉拉久久无言,盯着自己已经凉透的咖啡杯出神。
“丽玛,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可能有些残忍,但我觉得我有义务问你:我们怎么能确定纳比勒说的都是真话?我们所了解的一切,都是从他一个人口中听来的。”
“我知道,”丽玛平静地说,”可是海迪杰完全独立地证实了故事中很大一部分,她甚至都不知道纳比勒的存在。而且我亲眼目睹了那场威胁,亲耳听见他警告我时声音里那份真实的恐惧。我不相信一个人会为了一个已故的父亲,为了他一生所经历的恐惧,凭空编造出这么多细节。”
那晚,克拉拉离开后,丽玛独自坐在她从克拉拉柜子里取回的那幅画前,久久凝视着拉米斯的面容,如今对她的人生、她的爱情、她那神秘的消失,已经有了完整而崭新的了解。
而后她拿起手机,拨通了叔叔卡迈勒的号码——这是她离开伊斯坦布尔以来第一次给他打电话。
他只响了两声就接了起来。
“丽玛!总算联系上你了,我一直非常担心。你现在在哪里?”
“在维也纳,卡迈勒叔叔。今天刚回来。”
她停顿了一下,鼓起勇气说出接下来要说的话。
“但我这次去伊斯坦布尔,不只是为了博物馆的工作,不像我之前告诉您的那样。我是去追查一位叫瓦法·纳贾尔的女人的遗产。然后我又去了大马士革,卡迈勒叔叔。我见到了海迪杰。”
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而沉重的沉默,那种沉默,是她认识叔叔这么多年来从未听过的。
当他终于开口时,声音已彻底变了样,疲惫不堪,仿佛许多年积压的重负忽然从他肩上卸落,而他再也无力独自继续承受哪怕一秒钟。
“这么说你现在都知道了,”他平静地说,没有否认,也没有任何试图逃避的意思。”我一直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只是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承受听见你说出这些话的这一刻。”
“您为什么从来都没告诉过我?”丽玛问他,感到泪水再一次涌了上来,”这么多年来,您一直让我活在对自己身份一无所知的状态里。”
卡迈勒长长地、疲惫地叹了口气。
“我自己也并非一开始就知道全部真相,丽玛,至少年轻时不知道。我的母亲——我一直以为她是萨勒玛——是在临终的病榻上才告诉我真相的,那时我才三十岁。她临走前只求我做一件事:保护这个家族,尤其要保护你,因为那时你刚刚失去父母不久,还只是个孩子,我想她认为那样的年纪知道这个真相会毁了你。”
他停顿片刻。
“还要提防那个男人,直到我母亲去世,他都还在密切监视着这个案子的任何风吹草动。”
“那个前军官,”丽玛说,”救了安瓦尔的那个人。”
“你连这个也知道了。”
丽玛感到叔叔的声音里,竟带着一种奇异的宽慰,仿佛在几十年独自承担这个秘密的孤独之后,他终于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是孤身一人。
“是的,我知道他,而且我对他的恐惧,远超你的想象。这么多年来,我发给你的那些简短的信息,我刻意与你保持的那些距离,原因都在于他。我一直害怕,如果我和你走得太近,一旦他怀疑我瞒着你什么值得揭露的秘密,你有一天会成为他的目标。”
丽玛静静地坐着,第一次真正理解了那道她一直感觉存在于自己与叔叔之间的玻璃墙:那从来不是她一直以为的冷漠之墙,而是一道保护之墙,用几十年无声的恐惧筑成。
“我需要知道一切,卡迈勒叔叔,”她终于说道,”关于这个人,关于他究竟做过什么,我需要知道全部。我不能就此止步,不能在看过、听过这一切之后就此止步。”
“我知道,”卡迈勒带着一种平静的哀伤说道,”或许这个家族终于到了该停止躲藏的时候了。我两天后就去维也纳,丽玛。我会当面把一切都告诉你,这本该是我很久以前就该做的事。”
两天后,卡迈勒如约抵达维也纳,丽玛站在到达大厅,以一种多年未曾有过的紧张注视着出口。他们上一次面对面相见,还是在她父母的葬礼上,那时她还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躲在一层厚厚的悲伤帷幕之后,透过它只能看见一张张模糊的、充满同情的面孔。
当他终于出现时,丽玛感到一阵轻微的震动: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一如既往地得体优雅,可他眼神中的某种东西,却与她这些年心里为他描绘的那个形象截然不同——那个疏远、冷淡、永远忙碌的形象。此刻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显得疲惫,带着一种她从未预料到会在他身上看见的、深切的人性脆弱。
他用力拥抱了她,一种不同寻常的力度,一个漫长而沉默的拥抱,仿佛想在这一分钟里,补偿他强加给自己这么多年的疏离。
“你长大了好多,丽玛,”他终于开口,声音略微哽咽,”而且我越看你,越觉得你像她。”
那一夜,他们在丽玛的公寓里坐到很晚,那幅画依旧挂在房间一角,以一贯的沉默注视着他们。
卡迈勒从行李中取出一份厚厚的文件,那是他多年来在沉默中默默收集的资料,从未有一天敢真正拿出来用。
“他叫法鲁克·马斯里,”卡迈勒说着,把一张旧照片放到桌上: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正式的军装,五官锐利,眼神冰冷。”那一夜拘押安瓦尔和萨勒玛的部门里,他是一位极有权势的高级军官。几年后,他忽然从军中退役,凭借自己广泛的人脉和掌握的敏感信息,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后来延伸到迪拜、贝鲁特和多个其他首都城市。”
“他到底在害怕什么?”丽玛问,盯着照片,努力从这张脸上,看出那个在大马士革昏暗街头、藏身于另一个男人身后威胁她的人。
“尽管他最终救了安瓦尔一命,但他救人的方式远远算不上干净,”卡迈勒带着明显的苦涩说道。”据我母亲所说,法鲁克并没有无条件地释放安瓦尔,而是在此后多年,把他当作各种非法交易的沉默证人,反复利用这个男人对再度被拘押的持久恐惧,逼他配合。安瓦尔直到去世前,始终记得那些足以彻底摧毁法鲁克·马斯里名誉的名字、日期和细节——只要它们有朝一日公之于众。”
丽玛忽然理解了这个故事一个她此前未曾预料到的新维度。
“这么说纳比勒本人,或许也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些危险的信息?”
“很有可能,是的。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法鲁克如今——就在安瓦尔去世仅仅两年之后——会有所行动,他大概开始担心,这个儿子继承的不只是悲伤,还有这些秘密,而且有一天可能会用上它们。”
丽玛久久看着叔叔,问出了从谈话一开始就一直萦绕在心头的问题。
“卡迈勒叔叔,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去正面对峙他?向当局举报?我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卡迈勒沉思良久,手指轻轻地、有些不安地敲打着桌沿。
“我想我们首先应该直接和纳比勒谈谈,当面,我们三个人一起。如果他真的持有父亲留给他的信息或文件,那可能是我们唯一能用来对抗法鲁克这般权势之人的武器。在一个这个人至今仍拥有广泛人脉的国家,我们不能指望官方途径。”
丽玛当即拨通了纳比勒的电话,并打开了免提。
“纳比勒,我叔叔卡迈勒现在和我一起在维也纳。我们需要尽快见一面,我们三个人。”
电话那头短暂沉默了一下。
“明天,”纳比勒终于说,声音里带着一种她从未在他身上听过的坚定,”我明天早上就到维也纳。我会带上我父亲去世前留给我的一样东西,我一直以为永远不会有合适的时机用它。也许那个时机终于到了。”
第二天清晨,纳比勒来到丽玛的公寓,手里提着一个看起来陈旧、做工精美、带着长期使用痕迹的小皮箱。他在门口站了一瞬,看见卡迈勒站在屋里,似乎与这个多年来一直站在这场沉默另一端的男人正面相对,让他有那么几秒钟的失措。
“卡迈勒先生,”纳比勒终于开口,谨慎而礼貌地伸出手,”我父亲常常提起纳贾尔家族,尽管他当然从未与您本人见过面,毕竟您出生在他消失之后。”
卡迈勒有力地握住他的手,眼中交织着复杂的哀伤与感激。
“你父亲用三十年的沉默,救了我们全家的命,尽管他自己承受了那么多。谢谢你今天能来,孩子。”
三人围坐在同一张桌前——正是那张最初摆放那只木盒子的桌子,这整段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纳比勒极为小心地打开他的皮箱。
“我父亲在去世前几周,把这个留给了我,”他说着,取出一叠已经泛黄的文件,有些是打印的,有些是用微微颤抖的手写就的。”他叮嘱我,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打开它:如果我有一天感觉到,法鲁克·马斯里,或任何替他效力的人,对某个还活着的人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他告诉我:’这些文件不是为了复仇,只是为了保护——如果有一天你需要保护自己,或任何其他无辜的人。'”
他极为谨慎地把这些文件在桌上一一摊开:一些旧官方文件的复印件,详尽的姓名与日期,几张银行收据的照片,上面赫然带着法鲁克·马斯里本人的签名,还有几个空壳公司的名称——据安瓦尔在页边手写的批注所说,”用来洗白那些一旦真相曝光就永远不该见光的交易款项”。
丽玛以修复专家审视古老文献的那种专业目光,仔细端详着这些文件,感到手中之物的分量:这已不再只是一个家族故事,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证,记录着真实的罪行,由一个被迫沉默多年的男人亲手记录下来。
“你父亲为什么从未用过这些东西?”卡迈勒问道,手微微颤抖地检视着其中一份文件。
纳比勒靠向椅背,望向远方片刻,仿佛在唤起对父亲的记忆。
“他一辈子都活在恐惧之中,卡迈勒先生。不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我,为了我母亲,为了任何可能因法鲁克报复而受到伤害的人。他常对我说:’复仇换不回我们失去的东西,只会让我们剩下的人陷入危险。’可在他生命的最后那些日子里,当他知道自己已时日无多时,他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他告诉我,恐惧或许该在他这一代人这里终结,而不该传递给下一代。”
丽玛久久静坐,手中翻转着一张1991年的银行收据照片,感到自己手中如今握着的,已确然是一件真正的武器,而不再只是一份一时的家族好奇。
“我们现在拿这些文件怎么办?”她问道,”交给当局?交给报社?直接与法鲁克对峙?”
卡迈勒与纳比勒对视了一眼,仿佛在交换一个彼此都还未敢明说的问题。
“我认为,”纳比勒最终缓缓开口,”对付法鲁克这样的人,最好的方式并不是可能让我们陷入危险的正面对抗,而是向他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这些证据确实存在,存放在安全的地方,而一旦我们任何一个人遭遇任何不测,它们将自动公之于众。像他这样的人,理解威慑的语言,远胜于理解直接正义的语言。”
丽玛缓缓点头,认同这个计划的逻辑,但另一个问题仍然压在她心头。
“那拉米斯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答案:她是否真的还活在这世上的某个地方?法鲁克是否知道一些至今没人告诉我们的、关于她命运的事?”
纳比勒久久望着她,眼中带着一种最后的犹豫。
“这叠文件里还有一张纸,我还没给你看,丽玛。是我父亲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亲手写下的,那时他已经真正不再畏惧任何事情了。我想你应该亲自读一读。”
他从那叠文件中取出一张小小的、被小心折起的纸,伸手递向丽玛,手微微颤抖。
丽玛用两只明显颤抖的手打开那张纸,这一次,她甚至不再试图掩饰这份颤抖。
字迹很虚弱,有些词句断断续续,像是一个明知自己手中的笔再也拿不了多久的人所写。
“致相关的每一位,如果命运有一天真的会把拉米斯的孙女,与这些文字联系在一起:
直到那个在检查站将我们拆散的夜晚过去整整二十年后,我才知道拉米斯真正的命运。那是2007年,那时我正以一个不属于我自己的名字,生活在法国南部的一座小城,收到了一封我从未预料到的来信——来自日内瓦的一位律师,他通知我,一位名叫’卡特琳·洛朗’的女士、法国国籍,在几周前去世,并留下遗嘱要求寻找我,把她一生珍藏的一本小小的书信本交给我。
卡特琳·洛朗,读到这些字句的人,正是拉米斯。她也被释放了,在长达数月的拘押之后,可条件与我如出一辙:永远消失,重新建立一个全新的身份,永远不再试图寻找我,或她的家人。她被以一场我从未完全弄清细节的秘密交易送往法国,在那里建立起一段平静朴素的生活,成了一所小学校的绘画教师,终身未嫁,也未曾生育。
她孤独地活着,每一夜都为一张她二十年未曾亲眼见过的脸画一幅画,而清晨又将它撕毁,唯恐有一天有人会因这些画而找到她。
我未能见到她。律师告诉我,她走得很平静,是在睡梦中,经历了一场短暂的病痛之后离世的。可她的那本书信集里,满满都是关于我们的记忆,关于我们从未实现的那些小小的梦想,以及一件远比这一切更重要、她在我们被拆散那天自己都还不知道的事:
她被捕的时候,已经怀孕数周了,却直到后来才发觉,而她决定,即便孩子长大成人,也永远向她隐瞒这个真相——生怕那孩子有朝一日,也会成为那些仍然畏惧拉米斯·纳贾尔这个名字重返人世的人的目标。”
丽玛停下了阅读,双手此刻剧烈颤抖。
“一个孩子?”她低声说,声音已完全哽住,”拉米斯有一个孩子?”
她继续读下去,心脏狂跳得几乎让她感到疼痛:
“她在日内瓦以另一个名字,把她抚养长大——一个女儿,生于1988年,就在她获释后的几个月。她给她取名叫’苏菲’,却在书信集里写道,她私下里总是称她为’丽玛’,那是一个她原本打算,若命运走上不同的道路,要给自己女儿取的名字。那个苏菲,拉米斯真正的女儿,据我所知,至今仍在世,生活在欧洲的某个地方,却对自己真实的出身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何等特殊而秘密的境况下降生的。”
那张纸从丽玛手中滑落,她静坐了好几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有一位姨母。名叫苏菲。拉米斯真正的女儿,对自己的一切一无所知,生活在欧洲的某个地方,或许离维也纳只有短短几个小时的车程。
“丽玛,”纳比勒小心地低声唤她,一只手轻轻搭上她的肩,”你还好吗?”
丽玛抬起眼睛看向他,泪水滑落在她脸上,那张脸此刻承载着一种她从未预料到的、全新的意义。
“这段旅程还没有结束,对吗?我有一位真正的姨母,在某个地方,甚至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我不能就这样放下不管。我必须找到她。”
三人一直围坐在桌前,直到深夜,商讨着两条必须同时进行的计划:如何寻找苏菲,以及如何在不让任何人再度陷入危险的前提下,向法鲁克·马斯里传递那份威慑的讯息。
“我们先从日内瓦那位律师入手,”纳比勒提议道,”2007年联系我父亲的那一位。他或许还在世,至少他的事务所可能还保留着那桩案子的档案。”
“我留有他的名字,在那封信里,”他补充道,一面在那叠文件中翻找,直到找到那封原始的信件:”律师让-皮埃尔·卢梭,事务所在日内瓦。”
丽玛用一双仍在微微颤抖的手,把这个名字写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我明天一早就联系他。可即便苏菲真的还活着,我该怎么告诉她?她对我一无所知,也对自己真正的身世一无所知。也许她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生活,不会想要它因为一个从天而降的陌生女人,突然告诉她——她所了解的关于自己的一切都是一场谎言——而彻底崩塌。”
卡迈勒望着她,眼中带着一种她未曾预料到的深切理解。
“你如今恰恰知道,发现这样一个真相突然降临是什么滋味,丽玛。也许这正使你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能以足够的温柔和智慧告诉她这一切的人。”
那天晚上,纳比勒离开之前,他们又长谈了许久,谈到了法鲁克·马斯里。卡迈勒提议,把这些文件复印成多份,分别存放在三个不同国家的律师那里,并附上明确的指示:一旦他们三人之中任何一人,或海迪杰,或将来找到的苏菲,遭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伤害,这些文件将自动公之于众。
“我会亲自给法鲁克送去一条信息,”卡迈勒以一种丽玛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决心说道,”我知道联系他的渠道,通过一位我多年来用来支付所谓’沉默费用’的中间人。我要让他知道,这个家族不再害怕了,任何再度威胁我们的企图,都会立刻招致我们所掌握一切信息的公开。”
那一刻,丽玛为叔叔感到一种奇异的骄傲——一个在恐惧之中度过了几十年的男人,如今在她眼前,彻底变成了另一个人,仿佛揭开这个秘密本身,反倒把他从一份他再也无力承受的重负中解放了出来。
第二天清晨,丽玛拨通了日内瓦卢梭律师事务所的电话。
一位秘书用一口正式的法语口音接了电话,告诉她卢梭先生多年前已经退休,不过事务所仍保存着他经手过的旧案档案,若要获取任何与”卡特琳·洛朗”案有关的信息,她需要出示正式的亲属关系证明。
接下来的几天里,丽玛陷入了一连串官方文件的漩涡:申请父亲的出生证明副本;通过从拉米斯那本旧皮面日记本中小心提取出的一缕头发,进行基因比对,以证明自己的血缘关系;还有与瑞士民事登记机构之间没完没了的正式往来函件。
这一路上的每一步都缓慢、疲惫,官僚气息浓重到几乎耗尽她的耐心,可每一次她都提醒自己,想起画中拉米斯的面容,想起安瓦尔写下的那句话:”她私下里总是叫她丽玛。”她感到自己如今承载的,是一份真正的托付,不再只是一时的个人好奇,而是对一个她素未谋面的女人许下的无声承诺——去完成她自己未能完成的事。
整整两周焦灼的等待之后,她收到了卢梭律师事务所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标题只有寥寥数语,却再次改变了一切:
“关于您对索菲·洛朗女士的查询——现有联系地址。”
这个地址指向法国阿尔萨斯地区一座宁静的小村庄,坐落在法德边境。丽玛在网上谨慎地搜索,得知苏菲·洛朗在一所小型高中担任美术教师,正如她母亲当年那样,自己却从来不知道,自己正沿着母亲的足迹前行。
丽玛决定独自踏上这最后一程,她感到若纳比勒或卡迈勒同行,可能会让一个对这段复杂历史一无所知的女人更加不知所措。她从维也纳搭上一列火车,漫长的旅途中,她一直在努力寻找恰当的措辞,一种最不至于造成冲击的方式,来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说出:”我是您的外甥女。您的母亲,并不是您以为的那个人。”
第二天清晨,丽玛站在那所小学校门前,以一种类似她初见那幅画时的紧张,注视着大门。终于,在午间课间休息时,她看见了她: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深色头发以一种优雅的随意挽在脑后,腋下夹着一卷画纸,而她的脸上,尽管细节与丽玛的容貌略有不同,却有着一种任何一位习惯精读面容的修复专家都不会看错的东西——同样弧度的眉毛,同样在思考时微微偏头的习惯。
丽玛迈着犹豫的步子走近。
“打扰一下,请问您是索菲·洛朗吗?”
那女人以礼貌的好奇打量着她。
“是的,是我。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丽玛犹豫了一下,而后决定,即便令人震惊,直截了当的坦诚也比任何迂回的开场白更好。
“我叫丽玛·纳贾尔。我知道这听起来会非常奇怪,可我掌握着一些关于您已故母亲的信息——关于她来法国之前的生活。我认为,您有权利知道这一切。”
苏菲的脸色骤然一沉,带着一种警惕与真切好奇交织的神情。
“我母亲从未提起过她的过去。她总说她不喜欢回头看。您到底是谁?您怎么会知道一些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关于她的事?”
“我们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谈吗?”丽玛温和地问道,”这个故事很长,我想好好地讲给您听,不必匆忙。”
两人在学校附近一家小咖啡馆坐下,丽玛从头开始讲起这个故事:那幅寄到维也纳的画,那份惊人的相似,伊斯坦布尔的那本日记本,大马士革的海迪杰,以及最后,安瓦尔·希勒米在去世前写下的那张纸条。
苏菲全程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脸上的神情渐渐从怀疑转为震惊,再转向一种远比这更深的东西——一种古老的哀伤,终于在多年无法解释的迷雾之后,找到了它真正的名字。
“她每晚都在画画,”苏菲终于低声说道,泪水静静地滑落在她脸上。”我一直以为她画的是风景,或者别的什么普通的东西。我从未见过她到底画的是什么,因为她画画时总是把房门锁上,而到了早晨,我什么也找不到,没有画,连废纸篓里也没有一点纸屑。我一直以为那是她一个奇怪的、从不细说的爱好,却从未明白其中的缘由。”
丽玛从包里取出那幅原画的照片——出发前用手机拍下的。
“我想她画的正是这个,一夜又一夜,画了整整二十年。她自己的脸,如她当年在大马士革时的模样,在一切改变之前。”
苏菲久久凝视着那张照片,而后抬眼看向丽玛的脸,又将目光重新落回照片上,在沉默中反复比较着两张脸。
“您和她真的很像,”她终于开口,声音颤抖。”而我……我想我现在在您脸上,看见了我每天早晨在镜子里都能看见、却从未真正理解其来源的东西。”
她犹豫地伸出手,握住了桌子对面丽玛的手。
“谢谢你,”她说,声音此刻已彻底破碎。”谢谢你没有让我余生都活在对自己、对我母亲真实身份的一无所知之中。”
在从阿尔萨斯返回维也纳的路上,丽玛接到了叔叔卡迈勒打来的电话,他的声音里透着一种她从未听过的复杂心情,紧张与释然交织。
“他收到消息了,”丽玛一接起电话,卡迈勒便立刻说道。”我通过同一个中间人,给他送去了那些文件的副本,并附上一句明确的话:另有多份副本存放在不同国家的三位律师处,若我们任何一人受到伤害——包括如今已成为这个故事一部分的苏菲——这些文件将立即公之于该地区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报纸。”
“他是怎么回应的?”丽玛问,心中充满紧张。
卡迈勒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本人当然没有直接回复,他这样地位的人不会亲自出面处理这种事情。可两天后,那位中间人给我打来电话,转达了一句极其简短的话:’不必再有更多紧张。往事就让它过去,现在也让它留在现在。让我们每个人都平静地过自己的生活。’我想这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示接受这场休战,丽玛,只要那些证据继续作为无声的保障存在着,而不真正被公之于众。”
丽玛感到一股释然涌遍全身,可这份释然中,也掺杂着一丝淡淡的苦涩。
“这么说,这样一个人,做了这么多事之后,竟然可以毫发无损地逃脱?”
“我知道这并不是完全的正义,丽玛,”卡迈勒以一种平静而睿智的语气说道,”可完满的正义,并不总是我们所能触及的,尤其是面对那些在他人的沉默废墟之上建立起自己商业帝国的人。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或许是另一种更重要的东西:一种真正的安全,属于我们,也属于我们之后的人,以及三十年来这个家族独自背负的、无声恐惧的终结。”
挂断电话后,丽玛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欧洲乡野,一片片绿色的田野与宁静的小村庄,以一种令人安心的节奏交替出现。
她回想起过去几周所发生的一切:一幅画随着一只木盒送到她门前;一张脸,在她出生前多年就已被画下,却与她自己分毫不差;一段旅程,从伊斯坦布尔到大马士革,又到阿尔萨斯,一条线索接着一条线索,直到整个故事完全展开:一段被禁止的爱情,一场孪生姐妹间的牺牲,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身份冒用,以及两个女人,各自在不属于自己的名字下,度过了完整的一生。
她拿出手机,看着自己临走前与苏菲一起拍下的合影——两个承载着同一个家族容貌的女人,在几十年非自愿的分离之后,第一次相聚。她感到一抹真正的笑意浮上脸庞,这是多日以来的第一次。
手机响起一条新消息。是纳比勒:
“你平安到了吗?我想知道和苏菲的会面进展如何。还有……我想在你回来后见你。我有件事想告诉你,这一次,和安瓦尔、拉米斯,或者这整个古老的故事都没有关系。”
丽玛读着这条信息,微笑起来,感到一股意外的暖意悄悄渗入胸口——这份暖意,与最初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那个谜团无关,而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在这几周不间断的通话、会面与共同经历的恐惧之中,已悄然生长起来。
丽玛在一个宁静的春夜回到维也纳,这座城市以她一直钟爱的那种淡淡的橙色暮光迎接她。纳比勒在火车站等着她,手里捧着一朵白玫瑰——看见它的那一刻,她想起那位老花商,在这一切开始的、遥远的那个夜晚,每天傍晚都向她推荐同一朵玫瑰,而她那次拒绝了,说那一周不需要花。
“你那时的判断可错得离谱,”她把这段回忆讲给他听时,纳比勒微微一笑,一面把玫瑰递给她。”其实那一周需要的,远不止一朵玫瑰——如果你当时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话。”
接下来的几天里,丽玛把那幅画带到博物馆的修复室,终于完成了她几周前就开始的工作:揭开约尔格在最初检验中提到的那层隐藏的颜料——就在画面右上角的那个位置。
她以克拉拉曾多次形容过的那种”修士般的耐心”工作着,用蘸湿的棉球轻轻拂过画布,一层又一层,终于显露出安瓦尔当年开始画下、又刻意覆盖起来的东西:一些细小的文字,以精致的艺术字体,藏在背景的阴影之间,是用阿拉伯文写就的,几乎已彻底褪去,若非丽玛的手清楚地知道该往哪里寻找,几乎无法辨认:
“致有朝一日会看见这张脸的人:
这段爱情未能在它的时代完整,但它从未真正结束。
请以你自己的模样看待它,而非曾经的模样,并继续走那条我们未能走完的路。”
克拉拉站在她身后,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发现,神情满是惊讶。
“丽玛,这……这说明他早在生命将尽之时,画下这幅画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它有一天会送到一个拥有拉米斯面容的人手中。”
“他并非确切地知道,”丽玛平静地说,依然凝视着那些新近显露出来的字句。”但他心存希望。他画下她,留给她一句话,坚信时间终会找到自己的方式,将它送到真正需要它的人手中,哪怕那需要再等三十年。”
完成修复之后,丽玛邀请了所有人来到她的公寓:卡迈勒,如今几乎每两周就来看她一次,那道曾隔开他们几十年的玻璃墙,如今已慢慢消融;纳比勒,他在她生活中的存在,已成了她无法想象少了他的每一周会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当然还有克拉拉,一路陪伴她走过这整段漫长旅程。
在屏幕上,通过一通视频通话,海迪杰的身影出现在画面里,来自大马士革,笑意盈盈;而另一块屏幕上,来自阿尔萨斯的苏菲也出现了,她答应下个夏天前往维也纳,与家族的其他成员第一次面对面相见。
丽玛在那一刻环顾四周:一个她从未想象过的家庭,散落在三个大陆、三种语言之间,最终因为一只在某个平凡的傍晚送到她楼下的木盒,而重新聚合在一起。她望向眼前挂着的那幅画,拉米斯的脸静静地凝视着她,可那双画中的眼睛里,此刻似乎带着某种不同于她第一次见到它那晚的东西——那画面中原本流露的不安,如今不再显得像一场悬而未决、永无止境的等待,而是一种平静的满足,仿佛这幅画穿越所有这些岁月所承载的讯息,终于送达了它真正等待的人。
那年夏天过得飞快,正如生活在经历多年无法解释的空虚之后终于重新丰盈起来时,四季总是会飞快流逝。苏菲信守承诺,在八月末抵达维也纳,行李中带着一幅她亲手为这次相聚特别绘制的小画:一个女人的脸,带着全然自由的微笑,没有一丝不安,也没有一丝等待——她从丽玛在伊斯坦布尔保险箱里找到的那张旧照片中获得了灵感:拉米斯在安瓦尔的画室里,1987年的夏天,一切改变之前。
众人在维也纳的博物馆里相聚,施泰纳教授特意为她们腾出一间小展厅——丽玛把这段故事的一部分讲给他听后,他深受这份罕见的人性深度所触动,那是他日常工作中鲜少能遇见的——为这段故事举办一场小型专场展览:拉米斯的原画,如今已完全修复,居于展厅正中央,一旁陈列着苏菲的新作,两幅画之间,一个小小的玻璃相框里,是那张把拉米斯与安瓦尔联系在一起的、遥远那个夏天的照片。
丽玛为这场展览取名,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叫做
“尚未画完的画”,
以纪念那句始终在她脑海中反复回响的话——贯穿她整段旅程始终:拉米斯与安瓦尔的故事,未能在他们各自的时代完整,却也从未真正终结,而是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在那些尚未出生的面容中,在那些故事最初的主人从未踏足过的城市里,继续被描绘下去。
在开幕的那个夜晚,丽玛站在精心挑选、为数不多的宾客之中:卡迈勒站在她右侧,纳比勒在她左侧,静静地握着她的手;苏菲与克拉拉在不远处,用生硬的法语交谈着,不时爆发出真诚的笑声。展厅一角悬挂的大屏幕上,海迪杰通过实时视频从大马士革出现,脸上带着明显的骄傲,她身后的画面里,隐约可见她那座大马士革老宅的内院一角——正是这整个故事真正开始的地方,几十年前。
丽玛望着眼前的原画,而后望向自己在画框玻璃上映出的模糊倒影——那正是她曾在维也纳公寓门厅那面镜子前做过的动作,在那只木盒送达后的第二天清晨。
那分明还是她自己,毫无疑问,一如当年那样。可她如今,已不再像那个遥远的夜晚那样,在那倒影的深处,看见另一张陌生的脸在凝视着她。那另一张脸,如今已经成为她的一部分,与她一直以来所认识的那张脸和解了,不再是它的陌生者,也不再与它分离,而是它自然的延伸——一个由三代女人共同承载的、连续的故事,她们拥有同样的容貌,同样的姓名,尽管各自度过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纳比勒静静地走近她,在她耳边低语:
“你在想什么?”
丽玛微笑着,看向他,而后又最后看了一眼那幅画。
“我在想,无论一幅画等待完成需要多久的时间,它最终总会找到那双将它完成的手。而有些故事,无论要穿过多少黑暗、沉默与延续数十年的恐惧,最终总能找到通往光明的路。”
那个温暖的夏夜里,两人久久并肩站在画前,而周围回荡着一个由古老秘密孕育而生的家族交织在一起的声音——阿拉伯语、德语、法语,交织成一片温暖的织锦,恰如这个故事的丝线,历经三十年、跨越三片大陆,最终在这间温暖的小展厅里,找到了它的完整——在这里,这幅画不再等待一封永远不会到来的信,而是终于在此庆祝,所有那些等待已久的讯息,一一送达。
全文完
努曼·巴尔巴里
德国 巴登-符腾堡州 巴克南
星期四
希吉来历1445年6月22日
公历2024年1月4日